宝鸡市爱国卫生实施办法、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宝鸡市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政府
宝鸡市爱国卫生实施办法、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宝鸡市"除四害"管理暂行办法
第36号
宝鸡市人民政府令第36号
《宝鸡市爱国卫生实施办法》、《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宝鸡市"除四害"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姚引良
二00三年十月三十日
宝鸡市爱国卫生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爱国卫生工作，提高社会卫生水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围卫生工作的决定》和《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爱国卫生工作是指由政府组织、群众参与，旨在改善城乡卫生环境，除害防病，提高全民卫生素质和健康水平的社会卫生活动，包括以下内容；
(一)环境卫生、食品和饮用水卫生、公共卫生，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卫生城镇，卫生单位和卫生村；
(二)农村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改造厕所和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三)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四)以消灭病媒生物为主的除害防病工作；
(五)其他与爱国卫生有关的各项工作。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部门分工负责、群众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方针。
第五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以治本为主；集中治理与经常治理相结合，以经常治理为主的原则。
第六条 市、县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统一组织，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爱卫会办公室是本级爱卫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处理爱国卫生日常管理事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爱卫会成员部门分工负责制，经贸、计划、卫生、教育、公安、劳动、规划、城建、城管执法、环保、农业、水利、交通、文化、广播电视、工商、旅游、粮食、财政、体育、铁路、新闻出版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本部门承担的爱国卫生及社会性卫生工作。
第七条 本市实行以下爱国卫生制度:
(一)每年四月为爱国卫生活动月；
(二)周末卫生日制度；
(三)城镇各单位实行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责任制度；
(四)卫生义务劳动制度；
(五)卫生检查评比制度。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执行爱国卫生制度，按照卫生标准搞好所在区域的环境卫生。
第八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开展和接受健康教育，提高卫生意识，遵守社会卫生规范。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经营、管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卫生服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或者爱卫会授予爱国卫生荣誉称号，并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公民应当遵守下列社会卫生规范:
(一)不在公共场所乱扔果皮、纸屑和其他废弃物，不乱倒垃圾污物；
(二)不随地吐痰、便溺；
(三)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四)市区禁止饲养家畜、家禽、家犬、猫等有碍市容的动物；
(五)不在街道、广场、公共场所、露天或者垃圾收容器内焚烧树叶、枯草、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六)其他社会卫生规范。
第十条 农村应当把改善农村饮用水、修建卫生厕所和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列入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工作目标管理，开展创建卫生乡镇及卫生村活动。
第十一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健康教育网络，加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
乡镇、街道办事处、居(家)委会和单位应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宣传卫生保健知识，提高全民社会卫生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中、小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健康教育课，不断改善卫生设施，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组织学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幼儿园应当对幼儿进行卫生常识教育。
教育、卫生、文化、新闻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进行卫生与健康知识宣传。
禁止在各类候车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第十二条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家)委员会要定期组织辖区的单位和居民进行杀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的活动，同时注重消除病媒生物的孳生场所。
各单位和居民、村民应当积极参加杀灭病媒生物、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场所的活动，采取综合预防控制措施，使病媒生物时密度控制在国家要求的标准以内。
第十三条 从事环境卫生病媒生物防治的专业消杀机构和个人，应当经市、县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从业。
第十四条 进入市场的卫生杀灭病媒生物药品应有中文标明的名称、许可证号、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以及厂名和厂址，不得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禁止用于环境卫生的急性剧毒杀鼠药剂。
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预算，负责为爱国卫生事业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和专项经费。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县区城管执法、卫生、市容管理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根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需要作出行政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十七条 侮辱、殴打执法人员，阻碍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爱卫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宝鸡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减少吸烟造成的各种危害，根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实行"限定场所、单位负责、社会监督、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三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卫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爱卫会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托儿所、幼儿园及青少年活动基地；
(二)医疗机构的候诊区、诊治疗区和病房；
(三)各类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阅览室以及师生集中活动的场所；
(四)会议厅(室)；
(五)影剧院、歌舞娱乐厅、录像放映厅、游艺厅（室）；
(六)室内体育集体训练、比赛、经营场所；
(七)图书馆阅览室、档案馆查阅室、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科技馆的展示厅；
(八)邮电、金融机构、大中型商店(场)、书店的营业场所；
(九)公共汽车、铁路、长途客运的售票厅、候车室；
(十)禁止吸烟的其它公共场所。
本条中第(五)一(九)项中所列公共场所可设置有明显标志的吸烟室(区)。
第五条 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张、期刊发布烟草广告。
第六条 全社会都应支持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
第七条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单位禁止吸烟的具体措施并认真执行；
(二)做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在本单位禁止吸烟场所设置统一、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
(四)在本单位禁止吸烟场所内，不得摆放附有烟草广告的标志或物品；
(五)对在本单位禁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采取劝阻措施。
第八条 公民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的吸烟者停止吸烟。
公民有权要求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职责。
公民有权向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督管理部门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九条 各级爱卫会对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条 在禁烟场所吸烟的，依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五款之规定，由市、县区城市市容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并处十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对吸烟管理不力的，依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由市、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管理单位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务 本规定实施中的只体应用问题由市爱卫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宝鸡市“除四害”管埋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一切单位和个人开展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蟑螂(以下简称"除四害)的活动，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本办法的实施。卫生、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除四害工作贯彻"治本为主，标本兼治"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措施与要求
第五条 除四害工作采取改造环境，控制四害孳生地及直接杀灭四害等综合防治措施，对易孳生或易招致四害的行业和场所，要有专兼管人员、专管制度和完善的防范杀灭措施。
第六条 各单位和全体居民应当积极参与除四害工作，服从市、县区爱卫办和卫生部门专业人员的指导、监督和检查，严格管理除四害药品、器械和监测工具。
第七条 除四害药物的购买、加工利销售应当由各级爱卫办负责管理。
第八条 各单位和各住户应有防鼠、灭鼠可行措施。对食品、饮食、粮库等特殊行业应有防鼠措施，采取硬化地面、堵鼠洞、制作防鼠台、防鼠板、防鼠门、下水口防鼠网、器械捕捉、药物毒杀等办法消灭鼠害；
各单位和场所都应达到国家灭鼠标准，粉迹法5%以内，鼠迹法2%以内，鼠夹法1%以内。
第九条 各单位和各住户应确保辖区范围内无苍蝇孳生地。水产品和肉类市场应有上下水设施并强化卫生管理，各类肉食摊位应当设置防蝇设施。要加强市场垃圾、粪便和病死禽畜肉食的处理，严禁随地倾倒、堆放。对易招致和孽生苍蝇的行业和地方，应落实防蝇、灭蝇措施，严格控制苍蝇孽生、繁殖，应采取诱捕、拍打和毒杀等方法消灭成蝇。
宾馆、旅店、酒楼、餐厅及食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行业要达到无蝇的标准要求。每间
房苍蝇不超过2只，每百间房有蝇房间不超过3%，垃圾堆、肉食摊位有蝇数一个视野不超过2只，室外孽
生地(物)不超过5处。
第十条 各单位和各住户应严格控制管辖范围内的蚊虫孽生场所，彻底治理蚊虫孳生地，并运用生物、物理、化学等方法消灭幼虫和成蚊，积水中不得孽生蚊幼虫和蛹。
达到灭蝇标准要求，阳性房间低于5%，阳性房间成蚊平均不超过3只，室外孽生蚊虫的小型积水应低于5个。
第十一条 各单位和各住户应采用多种方法杀灭蟑螂或防止其传入，各涉外宾馆、饭店要加强蟑螂的入侵防治和管理。
达到灭蟑螂标准要求，室内有蟑螂成虫或若虫阳性房间不超过3%，平均每间房大蠊不超过5只，小蠊不超过10只；有活蟑螂卵鞘房间不超过2%，平均每间房不超过4只；有蟑螂粪便、蜕皮等蟑迹的房间不超过5%。
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二条 除四害组织工作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单位负责"的体制，各县区、乡镇、村(居)委会要切实做好本辖区范围内除四害的组织、领导、监督、检查工作。各单位均应服从辖区统一领导，确保本单位范围内除四害工作达到规定的标准。
第十三条 建筑工地和租赁住宅处的除四害工作，由施工队和房屋出租者负责；停建工地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十四条 各县区、乡镇、街道办要加强管理与监督，可建立专业化除四害机构，实行有偿服务，承担辖区内除四害消杀任务。
第十五条 凡申报成立除四害机构或增加此类经营项目的，须报市、县区爱卫办审查备案。
第十六条 除四害的组织发动、宣传教育、资金筹集、效果评价工作由市、县区爱卫会负责。除四害的调查研究、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密度监测及考核鉴定工作由市、县区卫生部门负责。
第四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七条 各级爱卫办要定期开展除四害的检查评比工作，对在除四害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政府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八条 单位所负责的环境卫生达不到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依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由市、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治理后仍达不到标准的，处以警告或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生产不合格的卫生杀灭病媒生物药品的，依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由市、县区质量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市、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二十条 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环境卫生的急性剧毒杀鼠药具的，依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由市、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所生产的药剂，可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因生产销售剧毒药剂给他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除四害机构和个人未取得培训合格证而从事卫生消杀业务的，依据《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由市、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除四害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的，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以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有关用语含义:
(一)孳生地:是指适宜蝇、蚊蟑螂等害虫生长繁殖场所，如沟、池、闲置积水器和小型积水坑洼、垃圾堆放场所、厕所、粪便池等。
(二)粉迹法:指按国家统一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布放一定数量的粉块。一夜之后，用鼠迹阳性粉块数所占的比例计算鼠密度的一种测定方法。
(三)鼠迹法:指按国家统一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房间、粮食及食物仓库有鼠咬痕迹、鼠屎、鼠洞数所占的比例计算鼠密度的一种测定方法。
(四)鼠夹法:指按国家统一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布放一定数量鼠夹；一夜之后，用夹住的鼠数所占的比例计算鼠密度的一种测定方法。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爱卫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但并不是社会的唯一调控方式，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但并不起眼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民间法是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运用民间法审理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不失为“生硬刻板”的国家法的一种有效补救手段。让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有效机制。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运用民间法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民间法的最大效用价值就是秩序价值，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会更好一些，社会也会更和谐一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法和国家强制推行的国家法之间大部分是和谐互补的，但仍有相当多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发生着强弱程度不同的冲突，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民间法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实证分析法探讨了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民间法 案例 司法审判 运用
人类秩序之达成，非惟国家法一端之功劳。国家仅藉以强制力量维持其秩序，其过分行使，必致生民往还，惶惶如也。而自生于民间之规则，更妥贴地维系人们日常交往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需。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1]民间法深深扎根于民间，有很强的社会性，其生命力活跃，被称之为“活法”或“行动中的法”，人们乐于接受，适用起来也很方便，在其特定范围容易适用，对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民间法的研究和运用被越来越关注。本文试通过司法实践中鲜活的案例来认识民间法及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中的必要性，并透视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合理运用民间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民间法引入司法审判的必要性
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与“官府”相对的是“民间”，因而在国家法之外，可用“民间法”的概念来做区别。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的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民间法是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的丰富的地方色彩。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生长出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法律。这里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民间法。它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见诸于文字，也可能是口耳相传；它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其实施可能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也可能依靠传统习惯或是微妙的心理机制。[2]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的生活之中形成的，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在一定地域内实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具有一定社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3]它在外延上表现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村规民约、家法族规、宗教法规、行业规章等多种形式。
在现实社会中，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更感兴趣，许多人偏好用民间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由于国家法自身的缺陷和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等客观因素，导致民间法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法的替代而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老、少、边、穷的农村就更是如此。国家在推行法治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执法行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的现实偏好。国家法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方式，它有一系列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优势，[4]但它也有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它的调整范围总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用法律来调整，某些社会关系，如恋爱关系，就不适用法律调整，还有些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虽然可以用法律调整，但单纯的法律调整往往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介入。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必然为民间法的存在和发展留下空间。有些社会关系特别是与人身有关的社会关系，如婚姻家庭关系，一旦渗透了国家的力量，往往带来更紧张的气氛，而国家法“一方是，则另一方不是”的刚性调整机制有时并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与国家法相比，民间法则显得更灵活，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更关注案件中个别正义的实现，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民间法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以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等形式表现出来，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国家法更为客观，更接近“地气”。
中国是一个有着10亿农民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在中国还占据了主体地位的空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时候并不生活在国家法中，中国人解决争端所考虑的是“情”、“礼”、“理”，只有最后才诉诸于法，而民间法的意义正在于此，民间法正是这样一个寓情、礼、理于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要我们不抱国家法万能主义，我们就得承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除了国家的法律在运行外，一种由农业文明沿续下来的村规民约、道德、风俗、习惯等组成的民间法在事实上规范和调整着乡土社会的人们。法院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纠纷矛盾时，要想用国家法一体解决之，简直是妄想，特别是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国家法还不完备，民间法又无处不在的客观现实，我们无法不正视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是必须的而且是应当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就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5]我国法律对民间法也有承认的一面，如民法通则承认社会公德[6]、合同法承认交易习惯[7]、国际经济法承认国际惯例，但大量的调整特定地域的民间法得不到法律的公开认可，却在当地确实发挥着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应充分予以关注。
在我国法治初级阶段，我们对国家法的理想期待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矛盾纠纷。试看一则案例：
黔东南谷龙镇岩英村村民杨通贵和堂弟杨通义两家之间共用一条通道。两家因“界限”问题屡发争执，使亲人反目成仇。两家的矛盾在仇恨积累中逐渐扩展为两支堂亲间老少几十人的全面对峙。杨通义干脆用木棒打桩拦死了过道，致使杨通贵的牲畜只好从堂屋走过，在农村这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杨通贵只好诉诸法院并获得法院的支持，然而杨通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杨通贵便要求州法院强制执行。杨通义被迫拆除了障碍物。这本是法律程序的正当执行，但在山村却被认为是丢面子的事情。为挽回面子，杨通义亲骂大街：“你们做事太绝，等着瞧！”过后不到两个月，以两家为主的堂亲间展开了一场大厮杀，造成一死五伤的惨剧。[8]
表面上看，国家法解决了两家的民事纠纷，其解决方法也无可非议，但纠纷的解决涉及到的问题远不止案件中的民事纠纷。在国家法的干预下不仅没有令当事人满意，而且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增加了仇恨，酿成流血事件，使简单的民事案件转变成了严重的刑事案件。虽然杨通贵通过诉求国家法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使自己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因为国家法在解决纠纷时损害了在农村被认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名声规则，使处于法律范围外的仇恨进一步加剧，时刻都有爆发的危险。因此，国家法干预究竟是对杨通贵权利的保护还是把他置于更危险境地中？在尝试诉求国家法后，杨通贵还会再次诉求国家法吗？如果国家法“让渡”给他们惯用的民间法来调整，或者吸收一些民间法来预防仇恨加剧，弥补国家法施行后产生的“欠缺”，也许能作出令双方都满意的判决。在“熟人社会”里，司法介入不一定是对受害人的最好保护，在一个熟人圈子里的纠纷解决如果加入了国家强制性，有时很容易造成好心办坏事。在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状态下，人们有纠纷，但是也有谅解，国家法很容易使得他们没有面子。显然，用国家法解决上述案件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到底应该怎样合理运用民间法呢？
二、民间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合理运用
在我国已经有法官依自由裁量权将民间法引入了个案判决之中，如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泸州遗赠案：
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并收养有一子。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黄某去世后，张某根据遗嘱向蒋某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某拒绝。张某遂向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某按遗嘱履行。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9]
这是一起将民间法引入个案判决之中的非常典型的案例，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周辉彬载文认为“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那样判案。法庭置《继承法》的明确法律条文于不顾，仅用‘道德’二字就判原告败诉，令人不可理解”。[10]杨立新教授认为：“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完全是对自己私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11]但是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个案子断得好，有力地震慑了企图成为‘第三者’的人，端正了民风，[12]从中可看出，这个案子的社会效果是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产生如此好的社会效果与民间法在本案中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法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对审判的社会效果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试想想，如果法院支持了“第三者”，“第三者”不但未受到惩罚，反而从中受益，这种判法的社会导向是可想而知的。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案例，来看看运用民间法与否的不同效果。先来看这样一则案例：
甲女与乙男均为农村青年，经人介绍建立婚约关系，约定男方先向女方支付1万元，婚前再支付1万元后立即完婚。甲女在婚约订立后到城里打工，对乙男渐生不满，但并未提出解除婚约。当乙男催促结婚时，甲女从城里回到家中，接受了乙男支付的另1万元后，在约定的成婚日，乘坐婚车，来到乙男家中，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在婚礼过程中，因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当晚及此后数日内坚决拒绝与乙男同房。在家人的策划支持下，乙男实施暴力强行与甲女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甲女从乙男家中出走，直接到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最初并未立案，但甲女拒绝再回乙男家，坚持继续告状。乙男见婚姻无法继续，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甲女退还财礼。法院判决乙男胜诉，女方退回部分财礼。此后，在甲女的坚持下，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检察院以强奸罪提起公诉。当地舆论哗然，认为双方已经结婚，夫妻之间理应同房，不存在强奸问题。法院经审理认为，甲女与乙男虽然举行了婚礼，但并未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双方不存在合法夫妻关系，乙男以暴力违背女方意志实施性行为，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判乙男有期徒刑3年。乙男上诉亦被驳回。因乙男系独子，父母年迈多病，在羁押及服刑期间，承包土地荒芜，老人孤独无助，民众为之不满。[13]
显然在本案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民间法，社会效果是极差的，在我国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即相互承诺共同生活，有同居的义务，妻子有“同房”的义务，丈夫有“同房”的权利，当妻子拒绝履行这种义务时，丈夫“过分”一点的行为一般也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在本案例中，妻子拒绝“同房”的理由--“向男方再次索要金钱遭到拒绝而生气”，更与人们崇尚忠贞爱情的观念格格不入，就连县公安局最初也不愿立案，在甲女的“坚持”下才立案。可是，法院的判决却让 “民众为之不满”。然而，按照国家法，法院的判决似乎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民间法是不是应有所兼顾呢？在量刑上是不是还应该有所考虑呢？下面再请看另一则案例：
被告人李洪泰、李洪和、李洪元和李玉平均系山东省泰安市农民。被告人李洪泰次子李玉国平日游手好闲，且经常酗酒闹事，打骂父母、兄弟。1994年1月2日，李玉国酒后再次殴打其母，并漫骂前来劝解的两个叔叔李洪和与李洪元。后，李玉国睡下，李洪泰即招来长子李玉平，弟弟李洪和、李洪元，共谋杀死李玉国，并说:“出了事我负责，自己的儿，咱不告谁告?”遂率诸子将熟睡中的李玉国杀死，并匿尸。案发后，被告人所在村群众联名上书，要求对上列被告人从宽处理。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及民意，对四名被告人从轻和减轻判处:李洪泰有期徒刑四年;李玉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李洪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洪元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14]
在本案例中，四名被告人私自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依国家法显然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他们无权力这样做--即使对一名恶棍。然而，在“大义灭亲”的民间法中，四名被告人不但有权力这样做，而且还会赢得一片欢呼。在国家法中，只要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而在民间法中，“坏人”也享有人权常常令老百姓不可思议，如果因为剥夺了“坏人”的人权而使“好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这是“黑白颠倒”，“群众联名上书”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行为。法庭充分考虑了这种民意，在量刑上从轻或减轻，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法律上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还是予以了否定），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纵观两则案例处理效果是大相径庭的，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纠纷的解决，都不是以服从严格的规则主义为主的，而是以解决纠纷、解决问题为主，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矛盾、化解纠纷、调控秩序。“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 [15]在法律规定的弹性空间内，需要我们合理地、灵活地考虑和运用民间法的资源和做法，不应排斥民间法在审判中的应用。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常不应在判决书中直接显现民间法如何如何规定的字眼，通常不要直截了当、明目张胆地放弃国家法的立场和框架，而是将一种民间法上的判断转化成一种国家法上的判断，使民间法能在“合法”的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假如前一则案例法官将民间“举行了婚礼就结成了夫妻”的乡俗转化为法定的量刑情节给以充分考虑判个缓刑（按法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即可判处缓刑，何况在当地乙男的行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与后一则案例应该会取得同样的社会效果。
我们所处的生活里，实际上有两种机制在起着调整的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强制力确认的国家法，另一种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确认的民间法。这两种规范表达了人们不同的规范需求，共同协作调控社会生活，将有利于圆满、和谐解决纠纷。如果过分强调国家法，而轻视民间法的作用，社会调控机制就会失衡，一些具有浓厚民间法性质的案件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因此，运用法律解决民间纠纷时不应只限于适用国家法，运用民间法适用一定范围内的案件也许可以弥补国家法的一些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两者共同适用同一案件或完全让民间法取代国家法调整因适用国家法反而产生弊端的纠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规范机制。国家法不能完全排斥民间法，同样，民间法也不能完全拒绝国家法，在具体运用民间法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第一，某些案件，如果国家法有规定，民间法也有规范，国家法的规定比较原则,而民间法的内容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又符合社会最低道德底线，易于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对这类案件，既要以国家法为根据，又要灵活应用民间法的习惯做法，做到既合法又合情理。如“拾得物”在民法通则中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为求得遗失物“失而复得”给予一定的酬谢等已成为一种惯例，解决这类纠纷就不能拘泥于“应当归还失主”的硬性规定。第二，某些案件，如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但民间法有具体规定，如婚约及其引起的财产纠纷，处理这类案件可以应用民间法，这既便于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又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了可行的原则。第三，某些案件，国家法和民间法都有规定，但二者规定的内容相互冲突，即合乎国家法的行为却违背了民间法，合乎民间法的行为却违背国家法。如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出嫁的女儿是否赡养父母和是否继承父母遗产的问题，按民法通则规定，无论儿子还是女儿，对父母都承担同样的义务和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特别在农村，女儿往往既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也不享受这方面的权利。司法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做法是在老人只起诉儿子的情况下，如果能调解则就案调解，调解不成，才会考虑追加女儿作被告。审理这类案件就要妥协与合作，“当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制定法来同化民间法，而应当寻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16]这里所说的妥协与合作，不是迁就民间的落后，也不是允许民间实施国家法时各行其事，另搞一套，而是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不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违背的基础上，照顾和考虑民间的特殊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也就是说不是非得把一切问题都纳入国家法律程序内解决。
必须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国家法有系统的理论为其辩护和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往往忽视和民间法的协作。而民间法缺乏系统化和组织力量，难以抵制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冲击，在冲突中往往居于劣势，强调国家法主动寻求和民间法的沟通和协作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我们强调民间法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国家法的主导地位，用民间法替代国家法处理案件，而是适用国家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间法的调整效果，或者在国家法无法适用以及适用后反而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情况下让民间法来调整，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三、运用民间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运用民间法应注意变通和灵活有效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