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洋浦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滕传枢


　　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洋浦地区的建设项目，这是我省乃至全国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项重大决策。洋浦开发，经过十七年的酝酿和四年的积极努力，三起三落，凡经周折，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下称开发区）建设项目即将上马，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百事待举。而制定开发区的各项管理法规和规章乃当务之急。古人云:“辟言不认，如彼行迈，则靡所臻”，何况是作为当代中国唯一的“自由经济贸易区”的洋浦，法制先行，乃是众口同声不存异议之事，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有幸参加了洋浦立法的全过程，对其中之甘苦，深有体味。现就洋浦立法之若干问题陈述管见，以就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一．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特点

　　研究这个问题是进行洋浦立法的前提。我认为，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洋浦开发区三十平方公里土地项目建议书》（以下称《项目建议书》)的构想和国务院关于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洋浦地区的批复（以下称国务院批复）的精神，以及洋浦地区的自然条件，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
（一) 面积大，时间长。洋浦地区三十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外商，期限为七十年，期满还可续约。这是目前在国内最大的也是期限最长的由外商成片开发经营的开发区。
（二) 以外资为主进行开发经营。开发区土地由外商在海南注册的开发企业成片开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工业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条件后，由外商招商引进建设项目。
（三) 综合性。开发区以技术先进的工业为主导，相应发展第三产业，包括贸易、港口、仓储、金融、房地产、运输、旅游以及其他社会服务行业及公用事业。建成后将是一个拥有近40万人口的滨海城市和工业区。区内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
（四）主权管理。开发区内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设立开发区管理局，行使强化有效的行政管理职权，外商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和服从司法管辖，区内禁止一切危害国家利益的活动，开发区实行封闭式隔离管理。
（五) 优越的自然条件。开发区依托罕见的天然深水良港----洋浦港，具有优越的气候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洋浦经济开发区不同于国内已有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或保税区。它是类似国际上称为“有限的自由经济贸易区”、“有限的自由港”类型的综合性的外向型的经济开发区。这种模式在国内目前尚无先例，在国际上也为数不多。

二 ．洋浦立法的特点和依据

　　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特点，决定了洋浦立法的特点。洋浦立法的特点，概括起来可说是 “遵循原则，有所突破”。即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实际和需要出发，对现行法制和体制来说有所突破。
　　国家各项普通法律制度是针对全国情况来制定的，高度概括集中并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洋浦立法当然必须遵循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这体现了洋浦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共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洋浦是海南经济特区中的“特区”，实行一系列比特区更特殊更灵活的政策，其特殊的性质和模式，决定了其管理体制和管理规范必然要突破国内现行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的某些具体规定。如果照抄照搬现行法律法规及现行管理体制，则洋浦就成不了特区中的“特区”，洋浦立法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体现了洋浦立法的“个性”。这“共性”和“个性”两者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洋浦立法的依据是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赋予海南的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人大授予海南省人大较为特殊的地方立法权。即根据海南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这与其他省份的地方立法“不得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是有所不同的。洋浦立法应当充分行使全国人大这一特殊授权，使洋浦经济开发区各项管理法规、规章既做到“遵循原则”，又做到符合洋浦的实际和需要，起到保障和促进开发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洋浦立法正赶上中共中央[1992]2号文件传达贯彻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当在洋浦立法中遵循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大胆改革开放，大胆试验，拼弃保守僵化，排除来自“左”和右特别是 “左”的干扰，从洋浦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制定洋浦的各项管理法规和规章。这是我们解放思想搞好洋浦立法的重要思想武器。

三．洋浦立法的基本原则

　　遵照省政府的《项目建议书》和国务院批复的精神，考虑到洋浦经济开发区的特点和洋浦立法的特点，我们在洋浦立法中确立了维护国家主权、有利开发区经济发展和运用国际惯例三条原则。这也是洋浦立法的宗旨。
　　国家主权，是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处理其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维护国家主权，是洋浦立法的最高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洋浦立法必须反映出下列要求: 一是外商在开发区的投资不得损害我国主权的完整性; 二是投资者在开发区内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我国宪法，遵守国家和海南省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三是保障国家在开发区行使司法管辖权和行政管理权。
　　设立开发区的目的，在于利用外资开发建设洋浦。因此，洋浦立法必须有利于开发区经济的发展。按照这一原则，洋浦立法应当体现以下三点: 一是全面落实国家给予海南和给予洋浦的各项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 二是根据开发区发展经济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突破现行法律法规和体制的某些具体规定; 三是在行政管理上尽量减少层次，简化手续，加强服务，提高效率，保障投资者在经营活动中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及其他合法权益。总之，为投资者创造一个优越、宽松的投资环境。
　　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原则、准则和规则，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和沿用并公认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开发区是以外商为主进行成片开发，实行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洋浦立法需要遵循、借鉴和参照国际惯例，并通过立法，承认这些国际惯例在开发区内具有法律约束力。例如允许采用国际通行的投资方式、商务规则和管理模式，将国际上一些通行做法固定下来成为开发区的行为规范等。

四．几个具体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一)《洋浦经济开发区条例》应提请省人代常委会作为地方性法规审议与颁布
　　第一批起草的洋浦法规、规章共有十二项。其中《洋浦经济开发区条例》（以下称《条例》)是开发区管理的“总章程”。它系统地规范了开发区管理的总则以及行政与司法、投资与经营、税收、土地与规划建设、贸易、金融、货物与人员出入等各项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它是其他各项具体管理办法制定的依据。
　　对于其他十一项具体管理办法，拟作省政府规章通过和颁布，是无异议的。对于《条例》是作为规章还是作为地方性法规颁布有两种不同意见。我认为《条例》应作法规而不宜作规章。因为如作规章会导致如下三个法律后果。
1．不能规范洋浦的司法管辖问题。而若缺司法管辖内容，不仅造成《条例》不完善，而且体现不了维护国家立权的完整柱。
2．导致今后洋浦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缺乏依据。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政府规章仅是审案的“参照”，法律、法规才是审案的“依据”。
3．导致其他各项具体的管理办法因缺乏制定依据而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是授予海南省人大的，《条例》若不上省人大则不能享有特别授权，其中突破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一些具体规范则因无依据而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依据《条例》制定的各项具体的管理办法也就因之无效。

(二) 关于开发区的货物进出及其税、证管理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精神和开发区的特点，我们在开发区的货物进出及其税、证管理，也即海关管理的办法中，构想了这么一种模式: 洋浦实施隔离之后，境外货物进入开发区，免领进口许可证; 除供区内市场销售的消费类商品外，免税。开发区产品出口及转口贸易货物出境，免关税; 除原油、成品油等少数产品外，其余的免征产品税或增值税; 除属于国际被动配额的商品外，免证。开发区货物进入境内其他地区和境内其他地区货物进入开发区，视为进出口，按现行进出口规定办理; 但供区内消耗和使用的合理数量的物资，免证免税，由海关验放并监管。至于“消费类”物资，不宜“一刀切”，应分别处理。如烟、酒等，应征全税; 化妆品、机电产品等，应征半税; 其余的一般消费品，则可免税。

（三) 关于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
　　省政府的《项目建议书》提出设立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对区内行使统一的行政管理权，管理局下设的各职能部门根据管理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设置。国务院的批复原则同意省政府的设想，并指出“机构人员要精简，分工职能要明确，属于政府职能的管理一定要强化、有效”。但是，洋浦管理局的性质、法律地位、与上下左右的关系等具体问题并未明确。在立法过程中，不少部门把管理局与省政府之间的关系视同于市县政府与省政府的关系; 把管理局下设的职能部门与省直各厅局之间的关系视同于市县政府的职能部门与省直各厅局的关系，一些部门提出要在洋浦下设下级机构的要求。这些认识，显然与开发区的特点、模式不相适应。
　　我认为，根据开发区的特点和实际，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应当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有限自由港管理的特殊模式。即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程度很高的管理模式。从这一要求考虑，开发区管理局不是一级政府而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应能全权代表省政府在开发区行使管理权，对省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管理局应是代表国家在行使主权。省政府拥有的包括国家授予省政府行使的涉及开发区的一般权力，可直接授予管理局行使。当然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如开发区总体建设规划等) 除外。管理局应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公务员制度。开发区管理局内设置的各职能部门可考虑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条条”管理的部门。即司法机关和中央部委直接管理的部门。如法院、检察院、海关、商检、邮局等。这类机构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受“条条”和管理局双重领导，以“条条”领导为主。第二类:“条块”管理的部门。如工商、税务、公安等。这类机构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管理权和承担责任，受管理局和“条条”双重领导，以管理局领导为主。第三类:“块块”管理的部门。即除上述两类以外的部门。不设独立的工作机构，由管理局根据实际需要设若干综合性的业务机构，以管理局的名义行使管理权和承担责任。这类部门与“条条”只有业务联系而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

（四) 关于开发区的税收优惠
　　国务院批复规定，除了进出口关税和代征的产品或增值税以外，开发区的税收原则上按海南特区的税收政策执行。据此，我认为开发区的税收优惠只宜在开征税种的减少上做文章。若现行开征的三十余种税都在开发区开征，则谈不上税收优惠了，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相比，我们就会失去竞争优势。按照《项目建议书》的意见，建议开发区开征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关税等九种。这样规定，保留了主要税种，未开征的均属财政部或省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开征的范围。只要获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或授权，地方法规这样规定即可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地方税种，则政府有权在规章中根据合理税负的原则，按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优惠办法。

　　裁判要旨

　　在房屋买卖交易中，不动产交付后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又再次转让房产的现象，比较多见。在这种情况下，合同附随义务并不当然免除，附随义务人仍须履行合同附随的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等义务。

　　案情

　　2000年5月2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登记结婚。2002年9月16日，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付兰平将其位于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矿业公司6幢2单元住房一套卖给第三人吴云红，房价款为82000元。同年9月20日，第三人吴云红支付被告付兰平全部价款，付兰平为吴云红出具了收条。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随后搬进房屋居住。2006年4月25日，奉节县人民法院以（2006）奉法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建军、吴云红离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同年12月15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达成《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2002年9月16日购买的被告付兰平在矿业公司的住房一套，归原告刘建军所有。该房屋的产权证明已于2004年7月2日即已办理完毕，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一直未予办理。原告刘建平多次要求被告付兰平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被告付平均予拒绝。

　　被告付兰平原系奉节县矿业公司职工，其所卖之房系其矿业公司集资建房。被告付立平与被告罗术琼于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庭审中，被告付兰平辩称：其所属房屋并非卖给第三人吴云红，而是打牌输给吴云红的；被告罗术琼辩称，无论该房是卖了还是打牌输给别人，她都对房屋享有产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吴云红述称，吴云红与刘建军结婚后，于2002年9月16日与付兰平签订合同购买房屋一套，同年9月20日将房价款82000元交给付兰平，由付兰平出具收条，并一同到矿业公司领取该房钥匙并交给了吴云红，交付房屋后随即入住。后因法院判决离婚，即与刘建军达成协议，将该房分给刘建军所有。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诚实信用是我国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被告付兰平与第三人吴云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根据合同法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给付被告方82000元房款的义务，被告付兰平亦将吴云红所购买的房屋予以交付，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但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付兰平在履行合同后还应履行协助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系在与原告刘建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房屋，故该房屋属吴云红、刘建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系该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后吴云红、刘建军离婚，并签订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归刘建军所有，故房屋买卖中乙方吴云红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至刘建军，即在本案中被告付兰平应履行的协助义务就是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告付兰平自拿到该房屋产权证明书之后，未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合同附随义务，对此付兰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告刘建军请求确认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由被告付兰平履行房屋产权过户协助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付兰平庭审中辩解该房屋系打牌输给第三人吴云红，而不是卖给第三人吴云红的抗辩意见，经查，房屋买卖合同系被告付兰平自愿签订，收条系被告付兰平自愿出具给吴云红，且被告付兰平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罗术琼提出自己与付兰平2002年1月1日结婚，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付兰平出卖房屋时未告知自己，付兰平系无权处分的意见，经查，涉案房屋是付兰平作为矿业公司职工所购的公司集资自建住房，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且被告罗术琼与付兰平系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故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该房应系被告付兰平的个人财产，该房屋的买卖系被告付兰平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并非无权处分。据此，被告罗术琼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遂判决：一，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被告付兰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6幢2单元2-2号房屋一套的过户手续。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合同的附随义务不因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终结而自然免除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分两款规定，第一款是指的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二款是指的合同未做约定的义务，亦即合同的附随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该条规定，合同的附随义务之法律含义应作如下理解：

　　第一，合同的附随义务系从诚实信用原则引伸而来。诚实信用原则被视为市场交易之帝王规则，因此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具体包括：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此为后契约义务，亦称合同附随义务。

　　第二，合同的附随义务以合同约定义务的全面履行为前提。按照古罗马法的理解，“合同是一把法锁。”其意即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把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这是因为，合同一经签订成立，双方当事人已经注定相互之间的关系为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谁也别想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因此，这就要求签约的双方都要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同心协力使双方的约定付诸实现，达至双方预想的合同目的。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已将双方的权利义务注定于合同之中，不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将无法实现各自所享有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讲，合同是一把法锁，将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而没有合同约定的全面履行，就不可能谈得上合同的附随义务。

　　第三，合同的附随义务并约定之义务，而系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义务。按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表明，合同的附随义务，是附随于合同约定义务之履行所形成的义务，比如，车辆买卖合同所导致的车辆变更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房屋买卖合同所导致的产权过户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皆属于该类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形成的合同附随义务。即如本案中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之间的房屋买卖，被告付兰平不但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也要履行合同未约定但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履行的合同的附随义务——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被告没有协助办理，即违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法院判决其应当履行，无疑是正确的。

　　2、本案被告否定房屋买卖的效力构成合同约定义务与合同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

　　一方面，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看，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对价的合同。本案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要求：被告付兰平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吴云红，完成了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三人给付了房屋价款并由付兰平出具了收条，作为买受人的吴云红履行了给付对价的义务。双方从签约到实际交付标的物及给付标的物价款，都体现了合同双方的主观自愿和平等协商，实现了双方签订合同之目的。按照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规定，该合同系合法有效之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从本案庭审中被告方提出的抗辩观点看，无法改变依法成立的合同效力。理由之一，被告付兰平辩解他的房屋系打牌输给吴云红，而不是卖给吴云红的，该意见之所以未能获得判决的支持，是因为被告付兰平空口无凭，根本没有提供证据来证实他的主张。按照常理推断，假若真是付兰平打牌输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定会有参与赌博的人在场，甚至会有付兰平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登记，还有其他相关证人的证明。但被告付兰平没有这些证据，自然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理由之二，被告罗术琼辩称付兰平出卖之房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但经法庭审理查明，付兰平与罗术琼结婚登记的时间为2011年4月7日，而付兰平出售房屋的时间为2002年9月16日，表明该出售之房乃系付兰平在公司的集资建房，属其婚前财产，何来夫妻共同财产之说？显然不攻自破。

　　再一方面，从房屋买卖成交到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跨度看，已长达9年之久，被告之所以未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被告有意反悔房屋的买卖，以致原告方多次催促办理过户登记都被被告付兰平及罗术琼以种种理由推脱，直至拖到成讼后的法庭相见。这就表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及其合同的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这一近10的时空跨度，表明被告方缺乏诚实守信。然而事实证明，凡不讲诚实信用的人，最终的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必然受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