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需待修改与完善
郭山珉
一．完善盗窃犯罪立法形式或体例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一般要占整个刑事犯罪的二分之一，有的高达70%至80%。以我院近三年批捕数据为例，2002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73.4%和75.6%；2003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67.1%和65%；2004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83.9%和84.3%，盗窃犯罪始终居高不下。盗窃犯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根据刑法第265条的规定，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法人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20多种犯罪。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对盗窃罪作了较大修改，现行刑法典虽然将盗窃罪从诈骗、抢夺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条文，并将盗窃罪采用简单罪状的描述形式，但本人认为，其内容仍过于简单，不符合盗窃犯罪的实际情况，使得盗窃罪在司法认定中常常发生许多疑难问题，应对盗窃罪设专章（节）或制定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犯罪条例》。
1、惩治盗窃犯罪的重要性决定了应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而完善的立法，又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完善的立法又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发生。如果占刑事案件40%至50%的盗窃案件得到有效控制，整个刑事案件将大幅度下降。可见，盗窃犯罪的立法好坏，是一个事关50%案件的审判质量问题，是一个事关50%犯罪的防治问题。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罪条例》，或者刑法典中专章或专节进行详细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2、盗窃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应设立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无论从犯罪对象来看，还是从犯罪形态等方面来看都很复杂，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便于详细规定。具体内容应包括：普通盗窃、加重盗窃、法人盗窃、亲属盗窃、盗窃未遂、盗窃通讯设施等、盗窃电力等能源、盗窃文物、盗掘文物、盗掘墓葬、盗窃信用卡、增值税发票等、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监守自盗、盗用交通工具，以及其他需要规定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对盗窃犯罪的防治问题进行规定，如尚不构成盗窃的劳动教养或治安处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青少年盗窃的处理问题等，都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
3、外国立法和我国有关立法对盗窃犯罪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许多国家对盗窃罪设立了专章，英国还专门制定了《盗窃罪法》，我国现行刑法对走私罪、金融诈骗罪、危害国家税收管理罪等都以专节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对贪污贿赂罪以专章的形式予以规定，这些都为建立一部体系完整的惩治盗窃犯罪法律或专章或专节规定盗窃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鉴于现行刑法典实施时间不长，可以先行制定一部惩治盗窃的单行法律，待再次修改刑法时，将其纳入刑法典。
二．修改盗窃罪立法内容
1、应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
现行刑法典第264条把“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这比1979年刑法以单一数额定罪的规定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不利于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把小偷小摸性质的盗窃作为犯罪处理。二是用“多次盗窃”作为认定盗窃罪的标准不科学，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数额上，为防止唯数额论，在数额之外规定补充条件是可取的，但必须是能够准确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条件，“多次盗窃”即便是三次以上，如果数额较小，又没有其他严重情况，如小偷小摸等，显然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能以犯罪处理。三是“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补充要件，不能覆盖数额外的各种犯罪现象，仍然有补充不全面的问题，如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盗窃重要物资而实际获得财物数额未达较大的等等，这些均不能用“多次盗窃”来解决。因而，本人认为，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标准，又能较好地解决罪与非界问题。
2、应修改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适用，避免脱档问题
从现行刑法典来看，盗窃金融机构在刑罚适用上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因为现行刑法典第264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从上述法条表述来看，只要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了，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疏忽和用语不当造成的。对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不分情节轻重，一律判处无期或死刑，不仅造成中间的量刑幅度脱档，而且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应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或者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而且情节严重的；（二）……。”
3、应将盗窃珍贵文物的盗窃行为设立单独的刑法条文
珍贵文物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直接用数额计算其价值，而现行刑法典将其与盗窃其他一般财产合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是不恰当的。一是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用这个标准适用盗窃珍贵文物显然不切实际；二是盗窃一般财产量刑幅度的划分标准也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物的量刑幅度的标准是数额大小，而珍贵文物一般难以计价。因此，应将盗窃珍贵文物从盗窃一般财物中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条文并规定专门的量刑幅度。可以这样设置：盗窃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至于情节轻重的划分，主要根据盗窃珍贵文物的等级和件数而定。
4、应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修改为职务侵占罪
现行刑法典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邮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由原来的贪污罪改为盗窃罪，立法意图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本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本质特征，因为窃取财物的实质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但本人认为，这一修改仍为不妥，应定为职务侵占罪。一是邮政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身份，即属于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二是邮政工作人员这种窃取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三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刑法典第91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业务过程中，窃取收发人的财物，应视为对本单位财物所有权的侵犯。
同样，铁路上的行李包车间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与邮政工作人员相似，他们都是企业单位人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行为，均以职务侵占罪受理审查批捕、起诉。
5、应废除盗窃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犯罪规定限制条件来适用死刑，但这一问题仍需探讨。（1）盗窃罪是一种纯粹的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唯一客体是财产权利，刑法不仅要保护合法公民的权利，同样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财产权同生命权相比，后者更为重要，这是现代人权理论的精髓，即便是再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不能与剥夺生命权划等号；（2）盗窃罪直接侵害的是财物所有者（或占有人）对财物的所有关系，虽然也会导致其他的危害后果，但毕竟不是直接的，而且对盗窃罪的危害后果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3）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保护与打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而保障人权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4）盗窃犯罪猖獗有其多种原因，死刑的震慑未必能减少犯罪；（5）对盗窃罪适用死刑，不利于罪犯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也不利于积极退赃。因此，废止盗窃犯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是最理想的举措。
三．补充盗窃罪立法内容
1．增设单位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单位盗窃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现行刑法典颁布以前司法解释为单位盗窃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对其有关人员按盗窃罪批捕、起诉。这种将单位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虽然起到了事后制裁作用，但作为一个内部文件，不能起到事前规范作用，不能有效地防止单位犯罪的发生，况且与现行刑法典的基本精神相违背，难以继续适用，因此建议增设单位盗窃罪。这是因为：一是单位组织盗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把单位盗窃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不科学。单位盗窃和自然人盗窃两者之间的构成要件不同；自然人盗窃的刑罚规定难以适用单位盗窃；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比较困难。三是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不符合法治原则。从法治原则角度来讲，单位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单位盗窃按自然人处理，实际上修改了自然人盗窃构成的要件，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盗窃犯罪构成要件。四是将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与整个法人犯罪立法不协调。对其他单位犯罪设立了单独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而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显然会加重单位盗窃具体犯罪者的刑罚。
2．设立家庭成员和亲属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家庭成员和近亲属之间的盗窃未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对此作了有关司法解释和批复，都指出，一般不应作盗窃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一是难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什么是“确有追究必要的”，没有具体标准，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处理或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二是难以适用刑罚，按照一般盗窃罪的量刑幅度适用刑罚，很难与社会上的盗窃区别开来，因为现行刑法典规定不具有减轻情节而需判处法定刑以下刑罚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从理论上讲，特殊减轻是针对某种犯罪的个别特殊情况而设立，如果某种犯罪都应减轻处罚，就只有通过立法途径解决了。
3．在刑法典中对盗窃犯罪对象予以列举或解释说明
在刑法典中对盗窃对象进行列举或对一些可能发生争议的对象进行解释或明确，对统一执法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对于电、光、热等能源直接规定为盗窃对象，并将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对象，如不动产、科技成果等进行界定。同时鉴于我国刑法典按侵犯客体的性质划分犯罪性质，对盗窃罪的范围有一定限制，因而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规定：“对于法律另有规定的盗窃对象，不适用盗窃罪的规定，而适用特别规定。”
4．在刑法典中对数额以外的加重情节予以明确，在司法解释中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予以规定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加重问题，虽然在规定数额加重的同时，也规定了情节加重并列举了两种特别加重情节，即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但没有列举一般加重情节，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也不明确，不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因此建议在刑法条文中直接标明具体加重情节，并在司法解释中规定重情节的适用规则。一是可以给法官提供可供量刑考虑的具体标准，便于操作；二是直接把加重情节列举在刑法典中，具有防范和震慑作用，使一些人望而生畏，不敢为之，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盗窃犯罪或重大恶性盗窃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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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仁著：《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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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2005年9月
包头市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政府
包头市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法
（2006年7月4日包头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6年7月13日包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09号公布 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客运出租汽车公司、从业人员和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客运出租汽车，是指依法取得营运资格，按照乘客意愿提供乘车服务，以行驶里程或时间收取费用的客运车辆。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部门，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以及乘客，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实行专门机关防范治理与自防自治、群防群治相结合的方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原则。
第五条 市公安机关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的主管部门。
市公安机关公共交通治安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稀土高新区、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范围内的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工作；其他旗、县、区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交通、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相关的工作。市财政部门对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工作应当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六条 本市对客运出租汽车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及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应当在领取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件后十日内，到市公安机关公共交通治安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分别填写《包头市客运出租汽车公司治安管理登记表》、《包头市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治安管理登记表》。
第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时，应当提供营业执照、内部保卫组织基本情况等书面材料。
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时，应当提供《居民身份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营运证》、《机动车行驶证》及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第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和从业人员的情况进行详细登记、立卡建档，并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发放《包头市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登记证》和治安备案标识。
本办法发布前已经营运尚未办理备案手续的，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三十日内补办备案手续。
第九条 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停业、歇业、转业、复业或者更改名称、迁移地址以及改变出租汽车外观、外型、更换驾驶员的，经有关部门核准后十日内到市公安机关公共交通治安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第十条 公安机关逐步推行网络化管理，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及时与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交流通报治安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与客运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交换管理信息，适时调整治安防范管理重点，采取相应的治安防范措施。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岗前治安防范知识培训。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客运出租汽车治安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发现危害治安安全的隐患或者其他治安问题，及时下发《整改意见书》，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
第十四条 对于乘客和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因租乘客运出租汽车发生的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事态激化。
第十五条 提倡投入营运的客运出租汽车安装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隔离网、报警求救装置、GPS防盗抢系统等安全防范装置，以确保驾驶员的安全。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在市区各主要出口设置出城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并保证24小时值勤，对驶离市区途经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的客运出租汽车及乘客进行登记，对可疑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处置报警求助。
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公司与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书》，明确治安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治安责任。
客运出租汽车公司根据《治安责任书》的要求，与所聘用的驾驶员签订治安责任状，落实治安目标责任。
第十八条 客运出租汽车公司按照《治安责任书》的要求，履行下列治安责任：
（一）建立治安保卫组织或者配备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
（二）制定治安安全制度，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定期对客运出租汽车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治安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三）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治安情况，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和查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及灾害事故；
（四）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客运出租汽车立卡建档工作。
第十九条 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服从公安机关对客运出租汽车进行的治安管理，途经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自觉接受治安登记、检查；
（二）营运时携带治安备案标识；
（三）营运中发现可疑物品、可疑人员或其他违法活动、遇到不法侵害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四）不得在客运出租汽车车窗上张贴有色膜或悬挂窗帘；
（五）发现乘客遗留在车上的财物，及时设法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及时上交所在单位、公路运输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
（六）营运中不得利用客运出租汽车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不得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第二十条 乘客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合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的治安登记、检查；
（二）不得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其他违禁物品；
（三）不得损坏车内的安全技术防范装置或者其他安全防范设施；
（四）不得要求驾驶员进行违法违规活动；
（五）精神病患者、醉酒者乘车须有专人陪同。
第二十一条 对认真履行治安安全职责，及时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刑事、治安案件，有突出贡献的客运出租汽车公司、从业人员和乘客，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未办理治安管理登记备案手续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对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可以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可以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拒不与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书》或者没有落实《治安责任书》规定的责任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对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可以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可以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以及乘客途经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不配合公安机关的治安检查登记的，公安机关可以限制客运出租汽车驶离市区；对擅闯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的，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擅闯治安检查报警服务站或有其他拒绝、阻碍执行公安行为，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营运时未携带治安备案标识的或在出租汽车车窗上张贴有色膜或悬挂窗帘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其期限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可处以2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营运中利用客运出租汽车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其他违禁物品，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造成严重后果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员法律责任外，对所属单位由公安机关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并在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内进行通报。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客运出租汽车治安管理活动中应当文明执法，不得随意干扰客运出租汽车的正常经营。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接受客运出租汽车从业人员或者乘客报警求助后，不依法履行职责，致使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1992年9月4日发布的《包头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治安管理暂行规定》（包头市人民政府第40号令）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