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宪法适用问题的探析
(作者:丛彦国)
摘要：研究宪法适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有关这一理论有了较快发展，但这一理论的发展却伴随着一些障碍。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障碍，并针对这些障碍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键字：可适用性 协调 条件
宪法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加以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也是现代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长期以来，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不可能请求国家机关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再加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所以，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1]，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一种虚置性的权利，不具有实质性的人权保护的意义。可是，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跳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直接引用宪法，实际上是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护宪法权利方面的立法存在问题的事实。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行为不能直接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就我国宪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辨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的法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者们主要针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点上。
笔者认为，宪法具有直接可适用性，我国宪法总则最后一段写着，“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这里，要注意宪法的这一段中的几个关键的地方。
首先，该条指出，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很明显，宪法中所指的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是指宪法的形式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形式相同，其内容是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的。不管怎样，既然具有“法律的形式”，就必然具有法律规范的要素。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有三个要素：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必须指出，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不一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而可能有某个要素存在于法律规范以外的规范之中[2]。因此，以宪法缺乏制裁性条款而否认宪法的可适用性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宪法存在的“法律的形式”，使宪法获得了司法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与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宪法实际上已规定了宪法自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很明显，宪法第126条中的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应理解为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应被理解为广义的法律概念。就我国的司法现状而言，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作为依据的，例如《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因此，宪法第126条对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规定是广义的，宪法既然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就当然应当适用该条款，获得司法适用的效力。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最高的”这个定语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对法律效力的“直接适用”的否定。相反，既然是最高的法律效力，则我国所有纳入法制的权力，或者说有合法性依据的权力，都应当是低于宪法的。这一点，在该段随后的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宪法紧接着写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任何机关的任何权力都是低于宪法的，是由宪法所赋予的。任何超越宪法的权力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宪法的这一段的规定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宪法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可适用性，同时这种适用又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性。
最后，该段的最后一句写道，“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句表明，贯彻与实施宪法的主体是广泛的，方法是多样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只是“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已。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权）和第67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权）的规定不应具有排他性，否则与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话前后矛盾。因此，直接适用宪法是法院“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合理的、恰当的手段，而且，应该看到，这甚至是宪法规定的一项“职责”。可以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那两个批复意在否定宪法在司法过程中能被直接适用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不合理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接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隐含的”宪法权力。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嫌违反宪法的案件时，可以完全没有宪法障碍地直接适用宪法。当然，对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来适用宪法并没有宪法上的限制。无论是通过判决，还是通过司法解释、批复，甚至可能是包括对下级法院进行指导等方式，都可以适用宪法，甚至可以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应当”适用宪法，因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应当是最高法院时刻不忘的一项神圣的“职责”。
这样看来，齐案的批复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自己创造出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唤醒了宪法中本来就已“隐含”着的权力。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
在讨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方面之前，有必要先理清有关宪法实施的几个概念。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非常混乱，如宪法监督常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宪法监督的内涵与外延混乱不堪[3]。由于长期以来对以上的一些概念没有准确、统一的界定，使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建设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准确地理解、区分有关概念，或者说在一些概念上形成共识，对建立什么样的宪法机制至关重要。
造成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混乱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宪政制度的引进上，由于宪政制度是国外的产物，翻译不同国家的这一制度会有不同的表达，又由于这些不同的词在汉语中有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蔡定剑在其《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实行之道》一文中把构成宪法实施的一套制度分成三个层面的概念[4]。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的概念是宪法保障和宪法实施。
宪法保障是为实施宪法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宪法保障制度是一种非常广泛保证宪法得以实施的各种制度和技术。
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点、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的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
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差不多，只是侧重点不同，它们的核心部分都是违宪审查制度。
第二，在中观层面的概念是宪法监督和宪法适用。
宪法监督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保障宪法实施的概念，是通过违宪审查、合宪审查、宪法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
宪法适用是指宪法条文被专门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机关用来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过程。宪法适用这一概念在由司法机关作司法审查或宪法诉讼时适用，也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最主要的方面。宪法的适用与宪法的解释不可分，适用宪法的过程就是解释宪法的过程。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或宪法实施操作层面上的概念是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
违宪审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对违宪立法、行政行为申诉的裁决。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对自己宪法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向法院（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内容。
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和相互包涵，但又不等同。有时宪法诉讼的目的是提起违宪审查，这时二者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称呼和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引起违宪审查的原因，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的结果。而有时公民提起宪法请求并不是要审查法律或政府行为的和宪性，而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侵权的不是立法或政府行为，而是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从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角度看，宪法诉讼引起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决定某项被第三人侵犯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要受宪法保护，或者权衡两相冲突的宪法权利优先保护谁。这时两个概念内容就不同，宪法诉讼就是一种引用宪法为保护宪法中的私权的诉讼。这种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的诉讼就完全是宪法私法化诉讼，而不是违宪审查。
所以，人民法院管辖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完全与违宪审查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和不同的内容，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相矛盾的，也是弥补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缺乏法律救济渠道不足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依照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宪法监督的程序处理，对于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定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给予法律救济，而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则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如果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在现行的宪法制度下，此类违法宪法的行为就无法获得法律救济。但是，如果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得到认可，那么，这一问题将会得到合理解决。
三、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的条件
应当指出，在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应认为，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的。这个条件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原则审判具体的案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判案件。
首先，如果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个人提供的保护强度，与宪法基本权利原则规定对个人提供保护的强度相当，则遵循“适用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适用法律的机关在面临宪法、法律这两种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得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可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这是由于宪法在涉及有关个人基本权利方面的法律保障时，明确地规定了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范围，法律根据宪法的原则，具体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法律成为判断基本权利受国家保障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只要争议的法律问题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法官就应适用该法律来审判，若“舍近求远”，不顾内容较具体的法律，直接援引内容较抽象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反而违宪，因为此举显然忽略了立法者负有宪法所委托的把基本权利加以具体化、细节化与现实化的合宪任务。只有争议案件并没有任何普通法律加以规范，或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争议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也就只有在面临这种“判断紧急状态”时，法官才能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或其他相关宪法规定审判[5]。
其次，如果个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而法律对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作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保护性的规定，对被侵害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6]。
笔者认为，宪法第33条到50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经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予法律救济；法律没有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的，不能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保护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原则给予法律上的救济。例如，在男女平等权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将不能直接地援引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判断被告的行为违法，也不能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的原则，来保护原告主张的因男女平等权受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权利的损害。所以采用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权利原则，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从而使原告基于男女平等权被侵犯导致的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侵犯得以救济。
再次，如果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既符合民事法律禁止规定的构成要件，也符合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即对某一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的规定进行保护，而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在1993年杨淑华诉双阳县奢岭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证侵犯其人身权利案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发离婚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但是，原告直接根据被告违反婚姻法的规定或者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主张其婚姻自由权受到侵害，达不到根据宪法基本权利即婚姻自由权的规定保护的程度，受案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地援引婚姻法的规定，保护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也不能直接地援引行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的主张，而是根据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的理由受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规定进行裁判。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宪法的适用制度是最有效的维护宪法权威的制度，也是实现宪政的制度基础。宪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宪法领导下的法制，从理论层面来说，宪法处于一国法律体系的顶端，但如果其得不到真正的适用，那么，再“高”的宪法也是没用的。进行宪法适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由审理个案而引发的违宪审查制度，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公民权利。实行宪法诉讼，建立全面、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次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确立宪法适用制度是势在必行的，并且由宪法诉讼作为突破口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日。
[2] 周永坤、范忠信：《法理学——市场经济下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的总协定
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发展合作的总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５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称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为了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本着按照中国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促进两国间发展合作的愿望，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将共同制订促进两国间发展合作的规划，其内容包括以下一项或几项：
（一）委派加拿大顾问和专家到中国执行长期或短期的合作任务；
（二）为中国公民在加拿大、中国或第三国进行考察和专业训练提供奖学金；
（三）为有效实施中国的发展项目，提供所需的设备、材料、物资和服务；
（四）实施旨在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设计的考察和项目；
（五）发展和促进中国的同加拿大的机构、公司和人员之间的业务关系；
（六）双方同意的任何其它合作和援助形式。
第二条 为执行本协定第一条中所述的发展合作规划，加拿大政府指定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为其协调机构；中国政府指定对外经济贸易部为其协调机构。
第三条
一、为实施本协定，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可签订涉及第一条所述的一项或几项内容的各个具体项目的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项目的补充协议应规定对项目的共同设想，阐明项目的目的、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义务以及有关单位的职责和在项目管理中的地位以及双方同意的其它事项。
二、除另有规定外，有关加拿大政府的赠款或投入的补充协议应视为行政安排。
三、贷款协定应是缔约双方的正式协定，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补充协议和贷款协定应明文规定是同本协定相关联的。
五、根据本协定第一条第五款的精神，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将促进两国的机构、公司或人员之间协商和签署有关发展合作具体项目的协定或协议。这些协定或协议应经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批准并作为本协定的补充协议。
第四条 对任何一个根据某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确立的具体项目，如无其它规定，加拿大政府应承担本协定附件一中所规定的义务；中国政府应承担本协定附件二中所规定的义务。该附件一和附件二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五条 本协定中：
（一）“加方公司”系指在依据某补充协议或某贷款协定确立的任何项目中参与工作的加拿大或其它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都接受的非中国的公司或机构；
（二）“加方人员”系指依据某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确立的任何项目而在中国工作的加拿大人或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都接受的其他人员；
（三）“家属”系指加方人员的配偶、其子女或其配偶一方的子女或者加拿大政府有关法规承认为亲属的其他人。
第六条
一、加拿大政府保证促使加方公司、加方人员及其家属履行以下义务：
（一）不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及有关规章制度，尊重其风俗习惯；
（三）不从事根据本协定签订的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规定的任务以外的任何盈利性工作；
（四）以相互信任的精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机构进行合作。
二、中国政府将把同加方公司、加方人员在中国执行任务有关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风俗习惯通知加方公司和加方人员，以便他们遵守本条第一款所述义务。
第七条
一、中国政府将免除加拿大政府及其雇佣人员、代理人或公务人员在为执行根据本协定签订的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中的任何项目的任务时出现的由其行为或不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责任。
二、除加拿大政府、中国政府或他们的代理机构和企业为一方和加拿大公司为另一方在合同中另有规定外，中国政府将免除加拿大公司和加拿大人员在中国履行他们的职责时出现的由其行为或不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但如此类行为或不行为，在法律上认定是由于玩忽职守或蓄意破坏所造成，则不在此列。前述免罚的规定不适用于商业性的加方公司。
三、如果中国政府或加拿大政府认为，由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事件威胁到加方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或安全，中国政府将为加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撤离提供便利。
第八条 加拿大政府根据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提供的资金将不用于支付各种税收、进口税、关税、许可证税、检验费或保管费，亦不用于支付为执行任何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所确立的项目或与项目有关的从加拿大或任何其他国家向中国进口的资金、设备、产品、材料以及其它任何物品的所有其它征税、关税、费用或手续费。除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另有规定外，上述设备和物资自抵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起，即成为中国政府的财产。
第九条 中国政府将
（一）对加方公司和加方人员为执行各个项目而向中国进口的技术、职业器材和材料，免征进口税、关税以及其他税款、手续费、费用或捐税，条件是此类物品必须复带出口、报废或处理给享有同等免税待遇的人员。
（二）对加方人员及其家属首次入境时和在此后六个月内向中国进口的、供私人使用的：（１）个人和家用物品包括家用器具；（２）每户汽车一辆和这辆汽车的更换零部件免征进出口税、海关税和所有其他关税、税金、手续费或捐税。在加方人员任职期间，如进口的这些物品报废、丢失或损坏，随时可继续享受同样的优惠。
（三）允许加方人员及其家属进口合理数量，供加方人员及其家属自用的，可合法进口、带有处方的医药、治疗和辅助物品，免征税金、关税、手续费或捐税。
（四）允许加方公司和加方人员及其家属将下列外汇复带出口：
（１）为执行根据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所确立的项目或供个人使用、在进入中国时所随身携带或随后汇入中国的外汇；
（２）由于出售或处理个人和家用物品，包括家用器具和汽车而获得的外汇。显然，这类物品和汽车的出售或处理只有在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后方可进行。
（五）对加方公司和加方人员及其家属，免征一切居住税和地方税、捐税或手续费包括根据本协定、任何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的规定，从加拿大援助基金或中国政府所获得的报酬或收入的所得税或其他各种税收。
第十条 对本协定、任何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的条款的解释或执行中发生的分歧，由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协商解决或以双方一致同意的其它方式加以解决。
第十一条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将一直有效，直至任何一方提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时为止。
三、按本协定第三条，根据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正在进行的以及在收到按本条规定的终止通知以前即已开始的各个项目，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应继续承担责任直至此类项目完成为止，即本协定在此类项目实施期间仍然有效。
下列签字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在渥太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 拿 大 政 府
代 表 代 表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吴 学 谦 阿伦·麦凯琴
（签字） （签字）
附件一： 加拿大政府承担的责任
一、如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未作其他规定，加拿大政府将按其法规所规定的数额支付下列费用：
（一）有关中方受培训人员的费用：
（１）注册费和学费以及书籍、材料或所需资料的费用；
（２）生活津贴费；
（３）医疗住院费；
（４）凡在加拿大培训期限为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者，从中国民航可到达的、离加拿大最近的服务点至培训地之间的中国受培训人员的往返旅费以及按照培训计划在加拿大境内的其它旅费；凡在加拿大培训期限为六个月以下者，从中国到培训地的往返旅费以及在加拿大境内的其它旅费。
（二）有关加方人员的费用：
（１）薪金、酬金、津贴及其它福利费用；
（２）加方人员及其家属由他们的正常住地到中国入、离境口岸的旅费；
（３）加方人员及其家属的自用物品和家庭用品以及上述人员在中国执行任务时所需的职业和技术材料及器材，由他们的正常住地到中国入、离境口岸的海运费。
（三）有关某些项目的费用：
（１）从事选择项目和确定项目工作的加方人员的住房、伙食和交通费；
（２）为执行项目所需的咨询和其它服务承包费用；
（３）提供设备、材料、物资和其它物品的费用以及上述物资运往中国入境口岸的运输费用。
二、
（一）由加拿大政府承担费用并为实施各个项目采购物资或提供服务的合同，将由加拿大政府或由其委托的某代理机构或某公司签署。
（二）但是，亦可在根据本协定签订的任何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中作出规定：此类合同将由中国政府、中国的机构或公司按上述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中所规定的具体前提和条件签署。这些前提和条件通常包括下列内容：
（１）物资或服务必须由加拿大提供，并且加拿大提供的部分不得少于百分之
２
六十六又三分之二（６６－％）；
３
（２）加方提供的物资或服务必须进行公开招标，并同符合招标规格、达到投标书规定的其它条件以及价格最低的投标者签订合同；
（３）如根据具体情况，可由加拿大政府决定支付条件、技术规格或工程规模以及其它的合同条件和内容，则必须事先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批准；
（４）物资和服务提供者的费用将由加拿大政府直接支付。
三、
（一）对根据任何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委派到中国任职的加方人员，加拿大政府应向中国政府提交拟委派的加方人员的姓名和简历以及他们的家属的姓名以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如在六十天之内，中方对加拿大提供的情况未提出书面答复，即被视为中国政府接受上述加方人员。
（二）加拿大政府应在加方人员抵达中国之前，向中国政府提供可享受本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优惠的加方人员及其家属的完整名单。
（三）中国政府保留批准接受每个加方人员的权利。如果任何加方人员或他们的家属被认为不适宜留在中国或在中国工作，则根据中方或加方的提议，可将他们调离，但要逐个阐明理由。在中国政府作出最后裁决前，对外经济贸易部将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进行商议。加拿大政府应尽快派人接替调离人员的工作。
附件二： 中国政府承担的责任
一、中国政府将协助加方人员及其家属在华任职期间，获得配备有家具的标准适当的住所。住所和有关服务的费用安排将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所有开支的责任将在该项目的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中作出规定。
二、如补充协议或贷款协定无其它规定，中国政府将免费提供或支付下列费用：
（一）按照中国政府的标准，提供配备有办公室家具的办公用房和服务设施，包括适当的设备和资料，辅助人员，专业和技术器材以及加方人员或加方公司在执行任务时所需的其它服务。
（二）在项目需要时，及时招聘和调配称职的相应的人员。
（三）如在中国执行任务的期限为连续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者：
（１）加方人员及其家属入境后在得到长期住所以前和在他们离开长期驻地至离境前，为他们提供不超过七天的临时住宿。
（２）加方人员及其家属初次赴任时，从入境口岸至他们在中国的驻地以及在他们任职期满后，从他们的驻地至离境口岸的旅费。
（四）加方人员及其家属的个人和家庭用品和他们在华执行任务所需的职业和技术资料和器材，在他们任职初期从入境口岸至他们在中国驻地的运输费用和任职期满后，从他们的驻地至离境口岸的运输费用。
（五）对加方人员为执行任务出差旅行，提供官方的协助。
（六）保管并支付上述第四款所提及的物品在海关存放期间和为这些物品的防损、防盗、防火和防止任何其它灾害而采取的任何措施的一切费用。
（七）向加方公司和加方人员颁发为他们在中国执行任务所需的许可证、执照和其它证件。
（八）对为执行项目任务所需的全部设备、物资、材料、供应品以及其它进口物品，尽速从中国的入境口岸运往项目所在地。
（九）提供与项目有关的资料以及加方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所需的协助。
（十）在权限范围内采取有利于项目执行的其它措施。
三、中国政府将向加方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标准适当的医疗和住院方便。如加方人员由于治疗需要必须撤离，中国政府将提供可能使用的一切交通工具使病人撤离。
四、中国政府承认，每个加方人员将根据加拿大政府的有关规定有资格享受每年一次的休假待遇。
五、中国政府将向在加拿大培训期限在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的培训人员提供并支付根据附件一、条款一（一）（４）所规定的加拿大政府不予支付的往返旅费部分。
六、中国政府将选派在结束培训后，能长期为有关项目工作的人员到加拿大、在中国或第三国接受培训。
七、中国政府给予除加拿大之外的在中国有发展合作项目的其它国家的人员或公司的任何形式的免税、特权、豁免、支付或其它优惠，如在本协定或本附件中未专门提及，不能理解为是对加拿大的约束或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