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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如下几点积极的意义：

　　1、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保障。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只要怀疑谁犯了罪，就会不惜一切手段让其招供，甚至迫于破案压力，让其按办案人员先入为主的想法供述，奉行的是“口供中心主义”，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在这观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绝对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视为拒绝认罪对抗法律，自然就会利用刑讯等手段强迫其作有罪供述，从而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因此，只有确立沉默权制度，才能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

　　2、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行为。所谓刑讯逼供就是办案人员通过使嫌疑人在身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迫使其做出某种供述的行为。究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它与我国审问式的刑事程序和证据上强调“无供不定案”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刑法也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起刑事案件，即使各项证据已经能够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锁链，但没有口供，公安机关难以结案，检察机关很少批捕、起诉，审判机关在审理时也顾虑重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机关侧重于口供的引导作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侧重于口供的印证作用，这种倚重相沿成习、积重难返，这与供述义务的规定直接相关”，对于侦查、检察机关机关而言，查清案件事实、侦破案件的主要途径就是调查取证和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既是获取证据的途径，又是印证其他证据最直接的手段。对口供的过分重视和依赖使得一些办案人员为了获取口供而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刑讯逼供。沉默权制度的实质并不是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做出陈述甚至是不利于己的陈述，它禁止的是不得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而采取强制、利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实行沉默权制度可以转变司法实践部门重实体轻程序、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减少由于过分依赖口供和执法意识里对口供的扩大追求所导致的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3、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提高法证工作的水平。证据是揭露、证实犯罪事实，也是迫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认罪伏法、接受处罚的事实。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持沉默时，侦查人员就要展开外围侦查以获取证据，这就促使侦查人员转变以往较为单一的办案模式，增强证据意识，从证据入手，提高调查取证能力和审讯技巧。法证工作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员素质的通力保证证据的有效准确。通过铁的证据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而不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简单定罪。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律师眼中的“法商融合”

年初的全国两会期间，官方高调向世人宣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就此看出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十六字方略中“有法可依”的目标全面实现，接下来的问题就转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轨道上。恰在此时“中国大律师网”适时推出“法商融合”的理念，在大企业和大律师之间构架平台，促成大企业和大律师的精诚合作。

法商融合是法界商界两个行业、两种职业、两大事业的团圆

如何认识和理解“法商融合”理念，企业界和律师界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核心都放在发展上，企业发展离不开法律荷护，依托法律完善商事规则，应合“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是诚信经济，诚信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规律。
法商融合是法律与商业两大“行业”间的契合，是企业家与法律人两大“职业”的配合，是商业与律师业两大“事业”的道合。企业从原创走向成熟，借规则和法律的辅助，法律以新形象示人，成为不可阻挡的自然趋势。
早年企业曾有脱离法律的时代，因此滑入不顾法律功能的漩涡，这些过时的问题至今难忘记。首富国美集团董事局原主席黄光裕涉嫌经济犯罪被判，以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领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中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罪被判死缓；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家岭涉嫌信用证诈骗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等罪被判无期；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鹏飞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无期徒刑；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犯受贿罪、贪污罪已被执行死刑；中国长城信托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原总经理杨彦明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执行死刑，成为中国证券界获死刑第一人；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李经纬涉嫌贪污罪被拘；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挪用资金等罪被判10年；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田文华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无期徒刑；胡润慈善榜富豪周氏集团原董事长周小弟因故意伤害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判14年。他们曾经在中国商海中叱咤风云，他们曾经作为中国式大局的主角，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人们却忘不了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剧烈转型时代，法治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渐行于灰色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法律挑战，说到这里，我们认为企业的发展要靠法律撑起来，而不是单靠企业家的思考，偏离法律的发展是迷失自我的是无生命力的发展。
中国的法律实践有太多的变化，容易使人忽略法律的生命，依靠法律的企业是从开着的正门走进去的，脱离法律的企业是装着游离灵魂的企业，早早晚晚会眼睁睁看着被法律排斥的。
律师根据自己对法律实践的切身感受表达想法，法律界人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味着对法律的深透思考和感悟，法律的理念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已经形成一种汇为大潮的趋势一样。法律现象在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内心中接受着不同的冲击，也留下各异象影响，结论是不注重法律才是悲剧，眼下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全面形成，意味着结束了无法可依的时代，对企业的规范化趋于完善，由此也给商业发展留足了空间拓宽了路子，只要沿路而行，企业才能达到光明的彼岸。

法律的作用是荷护而不是枷锁

企业的发展和进程是有逻辑规律的，规律性的进程是法律判断的基础，企业的目的是利润，法律的目的是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企业商务行为中，法律界人士可能随时提出可能是很先进的好注意，更有可能具有创新色彩。律师常常在看似技术细节的背后找出大的精神，法律之事是一项慢工夫，处于趋向先知先觉的从容境界，是法律人士专业努力与准备的结果，不是凭空而来，无论对待什么纠纷或各种方案，都需要提前精心准备，为的是摆脱手忙脚乱的局面。法律界人士如果经验足够丰富，对特定商事程序的进展和事态发展会有预感，能即时做出预测，在预感预测的基础上设计预案，提出企业改革发展谋略。法律上的成功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是多种品质综合作用的结果。律师的办案其实是组合的艺术，是多种技能的组合，是战术与战略的组合，不只是勇敢执着，更体现实实在在的敬业，商业律师的谋略是不断完善不断渐入佳境的过程，难有一次到位的。法律诸事为企业商事中最复杂之现象，律师把法律看作是社会的轴承一样，不可被低估，如果低估法律，则是企业家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对商界人士而言法律是个奇怪的动物，总是在想不到的时候咬人，在被咬了之后才痛苦地感觉到法律是有牙的，甚至可以咬残，咬死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王荣利律师选取了85例案件，按“国企”、“民营”分为两大部分，他发现不管是“国企”还是“民营”，这些涉案企业家大都曾得到过很高政治地位和荣誉，已确定犯罪罪名的34名涉案国企企业家中，涉嫌受贿罪的有28名，涉嫌贪污罪的有16名，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有8名，涉嫌其他犯罪罪名的有8人，涉及12项罪名；身价亿元以上者多达36人有7人判死，如以金钱而论在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民营企业高官49人中已经确定罪名的有43人，涉及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22人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缓的1人，被判无期的2人，被判20年徒刑的1人，被判10-15年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徒刑的有3人。从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发现，2009年因涉嫌犯罪落马或者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家影响巨大的约有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苏州大方特种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荣生60岁，年龄最小的是石家庄市瑞华线材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云娜31岁，25人平均年龄为46.04岁。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一年因涉嫌犯罪落马的11名国企企业家中，年龄最大者为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曾德新和该公司原副总经理黄旭明为63岁，年龄最小者为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阜阳分行腾达支行原副行长李群和浙江巨化集团公司热电厂原厂长、巨化集团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原总经理廖为宏，分别为45岁46岁，11人平均年龄为53.36岁。无论是民企平均年龄46.04岁还是国企官高平均53.36岁，“犯罪年龄”相差7岁，国企企业家大多沿着“求学、就业、升职”的路子发展，到50来岁达到事业顶峰，权力大了、监督少了就出事了，民营企业家一二十岁开始闯荡世界，在40来岁做大，但此时也正是出事高发期。
商业的领地常有法律出没，考虑回报的资本运作在商业上被称之为“融资”，不考虑回报的资本运作在商业上被称之为“圈钱”，连本钱都不惦着归还的在商界无法落个名词，这时候法律就现身了，它不理会商业上的名词，拔剑径直剌过去，只知道法律给这种行为起的名字叫“诈骗”。所以经济运行中一定要加入法律思考，而且应占到思考内容的一半。受传统和习惯的影响，不少商务界人士看到形势变化，未能及时调整理念，结果是输得很惨，有的人甚至赔上了性命。商业运行的半壁江山，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一旦被人算计，便厄运难逃。刑法中诈骗犯罪包括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多种形式。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罪名要比国企企业家犯罪的罪名复杂，民营企业家以钱开道寻租利益或者通过收买他人谋求经济利益，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从犯罪主观动机和诱因等方面来看，民营企业家犯罪最主要的动机或者诱因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首当其冲的表现是缺乏诚信从事合同诈骗。企业家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时要格外重视不损害合同对方的经济利益。否则要么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纷，要么面临牢狱之灾。有些民营老板在暴利诱惑下从事非法经营，比较典型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如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戴国芳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被判5年徒刑，内蒙古亿霖木业有限公司赵鹏运非法经营案被判15年徒刑，上海公路大王之称的茂盛集团原董事长刘根山抽逃出资、挪用资金案数罪并罚被判8年徒刑，80后富姐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被判死刑，这些案例中的民企老板在巨额暴利的诱惑下，身处合法企业从事非法经营。无需赘言守法，因而法律是任何企业家都必须恪守的底线。

商业构架中最缺不得的是法律元素

随着企业的发展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商界人士创业初期，对此不是很关注，这样一路走来，可能做的更大级别更高，那就更不能不关注法律的谋略，把法律看成商业行为战略思考的一部分，比如一个企业面临破产，法律的思考就是要避免为破产而破产，破产作为商业运作的败中之招应格外关注，要谋划好，不然不仅是商业的失败还会引出其他的事情，甚至身价性命。申请破产即使无逃债之动机，也是有风险的，多少人不去从法律的角度谋略，而是跟着感觉随意出手，结果是撞线翻车。企业运作之担心还有比风险更大的，诸风险之中还有比刑法利剑更凶险的，一旦出局肉体荡然不存，江河之水依然流。商业活动中出事这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有法律界人士对自己一项社会义务的忽视，将商业纠纷当事人的问题纯粹当成法律业务来对待，没有尽到自己提醒商界人士法律风险的责任，如果有专项风险提醒，必能避免很多遗憾的出现和悲剧的发生。企业公司的创建是艰难的，而基业推毁常常是一夜之间，从商业大难看有哪一起又不是法律的影子，足见商业律师对企业当事人提示风险的及时性，更见法商融合的重要性。
商业构架中的法律元素，既有直接参与谈判、商业策划、代理诉讼，又有合同审查、风险控制，律师以娴熟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以练达的处世态度，配合企业家完成取得商业先机的使命，法律的作用不是因存在法律纠纷是才有律师的身影，也并不是唯要解决法律纷争才想到律师，更主要的是激活静止的法律，编制法律的安全网，以求在商业交往中占据上风占领商业优势。商业精英一直是伫立于风险当中，踌躇满志的双眼中顾不上一丝对法律的敬畏，只有律师可以在企业商业考虑中提供有效的法律模块支撑，参与到企业的商业运作模式构架。看昨日许多商业运作痛心疾首的失败，差之毫厘的惋惜都是在最初的商业构架中没有加入必要的法律元素，没有法律精心策划，隐含着致命的隐患，一旦引爆不仅商业之事不成，甚至会伤其元气，不少企业家铁窗后的凝眸，不知是否会让我们悟出法商融合其中的道理。
商业交往中当事人因聘用律师的水平不一样而处的地位有别，技能强的律师审查双方往来交换文本，就能看出交易中设计的谋略，有的能不断加入对其当事人保护条款，而又不会将对方推向拒绝交易的境地，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谈判时了解对方的外境和底线，搜集相关信息，清醒认识谈判时既不漫天要价，也不让利太多，将已方的底线与对方底线比较和取舍，提出要求不能离谱，这样才能在谈判成功的基础上为自己争得最大利益。律师的处事风格是既敏感又有远见，当别人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律师会敏锐地发现新趋势走向，自然就把握了商业先机。如遇商事纠纷，法律界人士会从法律中寻找最佳出路，启动一个案件并不难，头脑一热就可以，但怎么结案却需要在启动考量中精算到位，况且案件有可能还会随进展而出现转机，这样的机会不断出现也不断消失，以什么样的方式抓住机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解，效果都不一样，正所谓法无定式随势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