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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的建设与反腐败问题

吉水县人民法院：李 昶

提 要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对待党内腐败是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健词： 正确对待党内腐败 党的建设 内容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领域里的核心地位。这是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和提高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迎接各种突如其来的挑战和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也有其消极性的一面，其价值则由其积极性和消极性的比值决定。我们党的建立和发展，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建设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当然，在实际过程中，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这突出表现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少数的腐败现象。但我们知道，这极少数的腐败，并没有削弱中国人民对党的信心和党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因为我们党把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打击腐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也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
一、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对矛盾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是在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发展变化。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从他的建立之初，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就是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迎接各种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在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领域都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纵深拓展，在国际交往和合作日益紧密和频繁的新时期，腐败和反腐败这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内极少数高级干部的伏法，为我们正确对待和认识这一矛盾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
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积聚和丰富的产物，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虽然新中国建立已半个多世纪,但封建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动机仍侵蚀着人们的思想，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思想残余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以致有些党员干部因迷信金钱万能和权能通神而陷入腐败之中。西方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先进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进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没落低级趣味生活方式的党员干部陷入腐败之中。心理失衡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但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有的单位对干部选拔任用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中不慎、不严，使一些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
腐败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其主观上的因素，党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不断从客观上和主观上防止腐败，防止消除客观的影响，加强个人的主观教育，不断发展和提高，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二、反腐败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
党的建设，就是不断提高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完善党在新时期驾驭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不断提高和完善党迎接各种挑战和风险，克服弱点和不足的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建设除了组织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思想建设和作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积聚和社会精神财富日益丰富的时代面前拒腐防变能力。防止腐败，惩治腐败，打击腐败是新时期全面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民族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反腐败，首先要反对思想意识上的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者的基础任务。思想意识，是人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动作行为的原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我们历来都重视党的思想意识建设。从1926年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1942年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到“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两个“务必”讲话，从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到新时期的“继续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和“三讲”教育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宣传，都是党的建设在思想意识建设上的具体体现。
加强党的思想意识建设，还要加强全党同志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修养。民族传统文化是体现民族个性、展示民族魅力的舞台。是凝聚民族的胶合剂。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频繁。西方一些腐化消极思想观念也随机涌进了国门，这对我们党内的那些盲目崇洋媚外的人巨大冲击，最终成了民族的败类。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真正理解和修养，他们根本不懂得民族文化，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哪些是民族文化的糟粕。哪些应该科学借鉴、为我所用，哪些该坚决抵制、抛弃。
反腐败，其次要加强党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保证。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最终原因。治标还必须治本，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和社会法治的不断完善，对各种腐败给予了沉重打击，取得了反腐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当然，反腐败是党的建设中一项长期性的工程，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贪污腐化，滥用权力等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运用，做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以权谋利、谋益。只有真正做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防止腐败，才能真下做到“防范于未然”。
反腐败，最后要坚决打击、惩治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对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主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必须严历惩处，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从而取信于民。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消极产物，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党内的腐败现象，才不会因党内的腐败而失去对党的信心，才不会失去社会主义信念。打击惩治党内的各种腐败，充分体现了党敢于面对错误，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伟大勇气。腐败是党内的一颗毒瘤，只有坚决打击惩治腐败，铲除腐败毒瘤，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党在新时期的核心领导地位。打击惩治腐败要注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适应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提高和完善党抵御各种风险、应对各种变化、拒腐防变的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优越性、先进性。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2、《邓小平理论》 高校出版社
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 郑必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4、《毛泽东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


（1958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通过）

1958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议案，鉴于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发展，为了适当满足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因此决定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比例的规定作如下的改变：在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并且在保证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则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现金在依照国家的规定纳税并且扣除生产消耗以后，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包括归还到期的基本建设的贷款和投资在内，可以超过百分之八，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超过百分之十二。但是，也不宜超过太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至于遇到丰年或者荒年，公积金需要多留或者少留或者不留，仍然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问题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 廖鲁言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并且在今后的十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必须积极增加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包括：兴修水利、添置牲畜农具、购置除虫器械等等……。），从而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增加社员收入。农业合作社为了增加一些基本建设，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力和资金。一般的农业社劳力是充足的，资金也主要靠农业社自己去解决。因为，农业社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它的利润是上缴给国家，列入国家预算收入的，它增加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自然也由国家预算拨付。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增加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如果也要由国家预算拨付，显然是国家的财力所不允许的，必须是主要靠农业社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国家当然尽力给予必要的援助。农业合作社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增多一些基本建设，不仅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又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制度的物质基础。有了较大的公共财产，农业社就会像钢骨水泥般的巩固起来。
1956年是全国实现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农业社分配的时候，采取了少扣多分的原则，保证大多数社员入社后第一年的收入就有所增加，这是有好处的。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在保证绝大多数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条件下，适当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适当提高公积金的比例，则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公共积累，多办一些基本建设，才能使农业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增加社员收入，使农业社的巩固获得可靠的保证。
二、根据近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适当地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也有着完全可能的条件。1956年全国已有80％的社和75％的社员增产增收。1957年是中等年景，粮食和各种农作物比1956年都有增加，棉花比1956年增加390万担，猪增加3千多万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分别达到了400斤、500斤和800斤指标的，全国已经有65个县（市）；棉花每亩平均产皮棉40斤、60斤、80斤或者100斤的，已经有184个县（市），亩产100斤皮棉以上的棉田有418.6万亩。据若干典型调查，1957年农业社增产增收的幅度，也比1956年高。山东、山西、浙江、陕西、江西、河北、广东、辽宁、湖北、吉林、黑龙江、福建等省不完全的统计，有20％左右或者30％左右的农业社，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甘肃张掖专区全区平均的生产水平已经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已经有70％的社员的收入水平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敦煌县全县平均每个农户收入1577元（全县共9904户农户），每人平均277元6角（全县农村人口共53744人）。再从农村信用社的存款看，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1956年是10.8亿元，比1953年约增加十倍，1957年12月已经达到18亿元。有相当部分农业社还积蓄了一部储备粮，例如：贵州省不完全统计，合作社的储备粮达两亿斤。湖南湘潭专区6个县5320个社的统计，储备5千多万斤粮食，平均每社近1万斤。河北唐山、通县两个专区4927个社统计，已有1407个社积蓄了储备粮，占总社数28％。这就说明，增加农业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办到的。
三、1957年下半年以来，在农村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展开了全民讨论，新的农业生产高潮已经形成。适当增加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以便增多一些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农业社的要求。1957年农业社公积金的比例一般都比1956年增加了。实际上已经有一批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了8％或者12％。例如，河南省调查2559个社，1957年公积金占纯收入8％以上的即有947个社，占调查社数的37％。又如河北省的通县专区1957年合作社的公积金一般都达到8％，有少数社达到15％以上。福建龙岩专区有些林木收入较多的合作社，公积金的比例达到20％左右。这些事实说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公积金一般地不超过8％”，“经营经济作物的合作社，公积金可以达到12％”的规定，需要加以修改，只要按照示范章程，经过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般农业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8％，是应该允许的；经营经济作物的农业社公积金的比例超过12％，也是应该允许的。否则，就不能适应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原来规定：“遇到荒年，公积金可以少留或者不留。遇到丰年，……公积金也可以酌量多留。”这一规定，仍然有效。但是，这一规定是指荒年或者丰收年的。为了在中等年成，合作社的公积金也可以超过8％或者12％，仍然要对章程作上述的修改。
四、另一方面，公积金的比例增加与否和增加多少，仍然必须从各个地区、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状况出发，仍然必须坚持以不断发展生产和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为前提，不能增加过多。因此，在改变公积金比例规定的时候，应该同时指出：“也不宜超过太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为着防止增加过多的毛病，也曾经考虑过做出最高限度的决定。但是，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合作社情况不一，限度规定得太低，还是会有超过的；限度规定得太高，反而容易引起某些条件不具备的农业合作社也按最高标准去扣留公积金，因此，没有规定最高限度，而只从原则上指出“不宜超过太多，以免影响绝大多数社员收入的逐年增加”，做为政策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