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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邦贵 法国埃克斯马赛三大欧亚研究所所长
施鹏鹏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法国行政诉讼/历史/构造/特色/挑战
内容提要: 法国行政诉讼系欧陆行政诉讼的一大范本，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仅就学术研究而言，其已成为比较行政诉讼领域必不可少的研判素材。其中，历史、制度、特色与挑战构成法国行政诉讼研究的基本框架，系比较行政诉讼的基本逻辑起点。


法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便是采用二元化的诉讼体制，即将普通的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区分开来，并分别交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受理及裁判。这一特殊的诉讼框架源自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先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论及，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是政治自由的基本保障。因此，在法国学者看来，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也不得行使行政权。同理，行政纠纷也应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不应由普通的司法法院处理，否则便是司法权代替行政权。诚如1790年8月10日及8月24日的法律第13条所宣称的，“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截然不同，并应时常保持分立。法官不能妨碍行政机关的活动，亦不能以行政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讯至庭上，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历史上，法国行政诉讼一向被奉为经典，并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行政诉讼的基础。尽管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发展，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诉讼的基本构架上已相去甚远。而法国行政诉讼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源自大革命时期的诸多行政诉讼先进理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既影响了法国现今的行政诉讼制度，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研判素材。在这个意义上讲，全面研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制度、特色与挑战便成为比较行政诉讼相当重要的一大课题，也是深入了解法国司法制度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

一、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

（一）保留裁判制度

大革命后，法国开始着力于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其中，最核心问题便是构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法院体系。1789年，制宪会议否决了两项建议：其一是将行政审判权交由普通的司法法院行使；其二则是设立既独立司法法院又独立的行政机构的“特别”法院，由其负责行使行政裁判权。之所以否决第一项建议，是因为法国立法者担心此举将导致司法法院的权力膨胀，并可能干扰行政系统的日常运作。而否决第二项建议的原因则在于“特别”法院在旧制度时期早已声名狼藉，不管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难以肩负受理行政裁判之重责。因此，在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之初，行政裁判权实际上交由行政人员（即“实际行政组织”）所组成的合议集体及政府行使。具体而言，对于某些省、县级地方案件，由省、县政府（即合议制执行机构）审理；余下的案则件交由国王主持的部长会议审理，国王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元首（1791年9月7-11日法律）。由于共和3年果月5日宪法（第15条）明令废除部级集体负责制，部长从此成为法官，并对自己主管部门的案件享有管辖权。

共和历8年，执政府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改革，废除了原先的行政官——法官体制（administrateur-juge）。但行政机构在行政司法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行政裁判权由原先的实际行政组织转由咨询性行政组织行使。后者不仅可为实际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还可受理并裁判因实际行政组织行政行为所引发的诉讼，但行政首脑（国王）享有最终决定权。因此，法国在早期并未设立所谓的“法院”或“法庭”，而是建构了极带行政色彩的“参事院（Conseils）”，即国家参事院（Conseil d'Etat）和地方各省参事院（conseils de préfecture）。在学说上，共和历8年所确立的行政裁判制度又称为“保留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retenue），意即行政首脑保留了对行政裁判的最终决定权。

（二）委任裁判制度

保留裁判制度颇具局限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司法的独立性受限，国家元首可随时修正或推翻国家参事院所作出的决定。例如，国家参事院所通过的法律文本只是决定草案，须报由国家元首以命令或法令的形式批准通过。而国家元首拒绝批准某一决定草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杜绝这一风险并保障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法国通过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最终撤销了保留裁判制度，并将裁判权委付于行政法院，即设立了所谓的“委任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déléguée）。自此，行政法院可自行对行政纠纷作出判决或自行通过某一法律文本，而无须获得国家元首的签字及首肯。与此同时，国家还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所可能出现的管辖权冲突。

从保留裁判制度到委任裁判制度的发展无疑极具进步意义。正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所评价的，“正是从1872年5月24日法律开始，根据一项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才获得宪政依据”。但委任裁判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根据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行政法院虽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但驻省代表依然被视为一般法律上的行政法官，市民应首先向其提交诉状。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仅作为上诉级别的法院介入案件诉讼。

（三）后续发展

从委任裁判制度至今，法国行政诉讼又经历了诸多发展，既包括行政裁判价值理念的转型，也包括行政诉讼程序技术规则的变更，既包括裁判主体的权力重划，也包括裁判案件的类型改革。例如，1986年1月6日第86—14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确立了行政法院法官独立裁判原则。自此，行政法院法官的地位开始逐步趋同于司法系统内的法官；又如1987年12月31日第87—1127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法国设立了上诉行政法院，以解决最高行政法院负担过重的难题；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基于社会背景变迁的法律改革构建了法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

二、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

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由精确的定义、科学的分类以及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整系统。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所言，“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笛卡尔的认识论法则以仿佛无穷尽的变化形态,不断重复出现。这一法则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学,柯尔柏的经济学,蒙太涅的新心理学以及法国人的行为标准,即法兰西贵族们渴望的那种对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国的洛可可式园林的几何结构,是将自然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构的理性冲动的鲜明例证”。[1]行政诉讼的研究亦不例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法国学者逐步构建了一套逻辑缜密、内容详实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具法兰西特色的行政裁判构造。在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深入了解法国行政裁判的构造，方可进一步探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理论是法国行政诉讼的一大重要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爱德华·拉费里埃（Edouard Laferrière）便在经典作品《行政法院及诉讼总论》（《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一书中将行政诉讼按性质分为四类：完全管辖之诉——行政法院行使与普通司法法院类似的职权，负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讼案件作出裁决；撤销之诉——行政法院负责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解释之诉——行政法院负责解释所提交的法律文本；以及处罚之诉——行政法院负责处罚损害公产完整性或用途的行为。 [2]进入二十世纪，莱昂·狄骥（Léon Duguit）与马塞尔·瓦里纳（Marcel Waline）等多位公法学家则创造性地援引德国法理论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 [3]前者为涉及客观法的行政诉讼，后者则为涉及主观权利的行政诉讼。如今，法国学界更多地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类，即援引多种标准作更精密的类型划分。

1、越权之诉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判全会在1950年2月17日的Dame Lamotte案判决中曾对越权之诉作了界定，即“依据法的一般原则以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诉讼。学说又将这一界定简化为“以撤销非法行政决定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即“撤销之诉”。

依现行法之规定，越权之诉又分为三种：合法性判断之诉、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这三种类型的越权之诉主要存在如下区别：其一，诉讼目的不同。合法性判断之诉以法官宣告行政行为不合法为目的；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也以法官作出宣告为目的，但却是以受诉行为具有严重瑕疵为由要求法官作出行为不存在的宣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则是请求法官以受诉行为不合法为由撤销之；其二，从属性不同。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为主诉，而合法性判断之诉则为从诉。换而言之，后者仅作为先决事实裁判。例如，普通司法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而裁定暂停案件审理并要求当事人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其三，受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在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合法性判断之诉中，受诉行政行为既可以是行政决定，又也可以行政合同。而行为不存在之诉则原则上只针对行政决定。

2、完全管辖之诉

完全管辖之诉，即以矫正原行政决定为目的、要求法官依职权作出新行政决定的诉讼。从定义上看，完全管辖之诉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主观权相关的行政争讼案件，因此范围极广，任何“原告主张其主观权利受到侵犯”的行政诉讼均属于完全管辖之诉。除此之外，行政责任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财税案件以及选举争讼案件也大部分属于完全管辖之诉。前者称为“完全管辖的主观之诉”，后者则称为“完全管辖的客观之诉”。

（二）诉讼要件

证据展示浅析

李全明

刑事证据展示，在西方称为证据开示或证据发现，是指案件提起公诉后到法院正式开庭审判之前，公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互相出示拟在法庭审判中出示的案件证据的一种活动。
刑事证据展示，可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性，突出庭审重点，使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掌握对方证据，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司法诉讼公正。
我国庭审制度的改革，由过去的纠问式向现代的控辩式方式转换是司法进步的需要，是司法文明的标志。但由于与之相配套的证据展示制度没有实现，形成控辩双方的不对等性，侦查起诉机关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广泛收集证据，并以国家为其强大后盾，而辩护方则显得势单力薄，这就使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重要环节上形成了不对等性，动摇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赖以存在的公平基础，妨碍了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庭审前控辩双方证据展示制度，从而使控辩双方在庭审前尽可能少地让对方知道自已的证据及重要证据，而在法庭上却突抛秘密“武器”奇袭对方，导致庭审的无序和混乱，从而影响庭审效益，造成不必要的休庭和重复开庭。既降低了诉讼效率，也影响了诉讼公正，因此实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诉讼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司法改革的必然。
证据展示是与控辩式审判方式相配套的一种程序，现在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我国的证据展示现处于摸索阶段，因为要实现证据展示制度，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模式参考，而证据展示的实现，不是司法机关哪一家就可以确定的，需要检、法、律师三家经过协商，共同完成。作为一项与审判方式相配套的良好制度，为了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应对证据展示的程序予以完善并依法予以确定，使操作起来可以有法可依，对违反规定的做到违法必究，使之保持良性健康运行。
结合实践，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应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证据展示的时间
证据展示的时间十分关键和重要，什么时间进行证据展示十分讲究，证据在什么时间进行展示效果最好呢？总的说来，证据展示时间是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后，法院开庭审理之前这段时间，时间过早，律师有些情况未调查，不利于全部证据的展示，过晚则造成时间仓促，证据得不到充分展示。因此应在开庭审理前2-3天进行证据展示比较适宜，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开庭时间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通知辩护人出庭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也就是说开庭的三日前，公诉人、辩护人都已明确开庭时间，且距开庭时间已近，案件接手已经历了一段时间，该调取的材料都应调取完毕，这时进行证据展示，有利于全部证据的展示，可防止双方在庭审中使用“秘密武器”搞突然袭击，造成不良效果。
二、证据展示的地点
证据展示的地点，根据现状，选择在检察机关比较可行。公诉人的工作环境相对固定，而律师由于工作关系，会东奔西跑，行迹不易固定，而且律师事务所人多混杂，不利于案件的保密工作。而检察院则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实践中检察院的刑检部门大都设有“律师会见室”，可以将“律师会见室”同时用作“证据展示室”。此外，有关的案卷材料和相关证据也都存放于检察院，因此证据展示的地点应选择在检察机关。
三、证据展示的范围
证据展示是相互的，也是对等的。既有检察机关向辩护方的展示，也有辩护方向检察机关的展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部门调取的证据和自行补查取得的证据，但其证据主要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当然也可能有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辩护律师根据其职能其拥有调查取证权，根据辩护律师责任，他会收集到一些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因此，证据展示的范围，对检察机关来说，应是全部案卷材料，而不应局限于《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只展示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如果是这样就无证据展示之言，但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属证据展示范围。对辩护律师而言，也应展示其所掌握的被告人无罪、罪轻、从轻、减轻处罚的所有证据。诉、辩双方相互展示，彼此了解对方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哪些观点双方认可，哪些观点双方持有异议，明确争辩焦点，确立辩论重心，精心准备，这样有利于控、辩双方庭前对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减少庭审中质证的工作量。案件证据的全部展示，使信息共享，也使律师提前得到一定信息，因此可以说案件证据展示是对律师的一种补偿，是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受限制及庭审中控、辩双方申请休庭或延期审理权利不平等的一种补偿，也是使律师积极参与证据展示的一种动力。同时也给法官以明晰结论，以有利于公正判决。
四、证据展示的主体
证据展示的主体应为案件承办人和具有律师资格的辩护人。庭前的证据展示，是一个比较慎重的环节，这些证据关系到被告人定罪、量刑、从轻、减轻处罚，具有极强的保密性。律师由于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受职业道德的制约和法律的制约，能够保守案件秘密。而其他诉讼参与人则不具备这种条件，参与证据展示接触证据材料后，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或使其诉讼权利得到限制，不能充分发挥其诉讼权利，从而影响了司法公正。
五、证据展示的方法及效力
证据展示前，控、辩双方应先交换准备展示证据的清单。证据展示时，控、辩双方应交替出示证据，可以逐个出示，也可以分组出示。证据展示时，检察人员应不少于两人，并做好证据展示笔录，对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和存在分歧的证据，都应在笔录中记明。证据展示结束后，参与证据展示的人员应核对笔录，经确认无误后签名、盖章。此笔录应一式三份，公诉人、辩护人各执一份，另一份连同双方展示证据清单一并送交审判机关。法院开庭审理时，对经过控辩双方证据展示，且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不必经过质证，经法庭确认可直接作为定案依据，而对未经证据展示的证据法庭有权排除。对于证据展示后新获取的证据，控辩双方应再次展示，方能在法庭上出示。但出示方有证据证明对方放弃接受证据展示的（应有书面材料）法庭应允许出示方出示未经展示的证据，经质证、认证后应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
六、证据展示的保障
证据展示是在法庭审理前进行的，证据展示后就扩大了其知情范围，而距开庭审理还有一定时间，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其保密工作尤其显得重要。因此证据展示后保障工作上更应该加强，检察人员和辩护律师按其职业道德都有保守案件秘密的义务，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应特别规定，对泄露案情的，应视情节予以处罚。若辩护律师泄露了案情，情节较轻的，可以通报批评或予以训诫；若情节较重的，可建议吊销其律师证；或依照《检察官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只有严格制约才能保障证据展示的良性、健康、顺利发展。
证据展示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是与现代控辩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一种有效制度，是司法改革的必然，但是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用证据展示制度。证据展示有其一定的适用条件，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告人聘请有辩护律师且辩护律师已收集证据的案件。也就是说，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应聘请有辩护律师，而其他阶段聘请则不能实现证据展示，其他辩护人也无资格进行证据展示。另外一个条件是辩护律师已收集证据。证据展示是互相的，双向的，若律师没有收集让据，没有证据向检察机关出示，那也无法实现庭审前的证据展示。只有三项齐全， 缺一不可，方能进行证据展示，信息共享。
证据展示条件要求如此苛刻，会不会影响证据展示的发展？回答是否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人们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也日益加强，同时我国律师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强制性指定辩护的扩大，聘请律师和接受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逐渐增加，控辩庭审模式的运行也使律师参与诉讼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现行司法体制使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成为可能。
有了证据展示的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进行证据展示。证据展示应是平等协商，自愿进行。证据展示不能强迫，而是建立在条件平等，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证据展示可以使双方互享对方信息，做到胸有成竹，镇定自若。
证据展示应该保持公平、合法。证据展示双方地位的平等，决定了其对证据信息的享有权也是平等的。但展示权平等并非意味着证据展示就是等量互换，由于受情况限制辩护律师获取证据会少一些，展示的证据数量相对检察机关会少一些，因此不能以辩护律师展示证据少，而检察人员也少展示证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另外证据展示严格依程序进行，展示的证据必须是依法取得，是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不得展示非法获取的证据。
庭前证据展示制度，提高了案件的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庭前证据展示对公诉人的执法观念提出了挑战，进一步促使办案人员提高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将推动公诉引导侦查制度的发展。第二、证据展示使得庭审进展顺利，明确了争论焦点，突出了庭审重点，使控、辩双方在庭上的论辩交锋更具有针对性，促使检察人员必须具有敏捷的思维，周密的逻辑推理和临场应变能力。第三、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推行，对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和防止辩方突袭辩护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