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征收及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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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征收及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
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政府
周政[2003]79号
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征收及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关于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征收及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市长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关于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征收及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的通知》（财综〔2001〕94号）和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转发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的通知》的通知（豫财综〔2002〕4号）及河南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农业水费征收问题的通知》（豫农税改办明电〔2002〕22号）精神，我市水利工程水费将由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为做好水利工程经营服务性水费（价格）的征收及管理使用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水利工程水费是水利工程维修、运行管理以及大修和更新改造费用，是维持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的必需经费，一切为工业生产、城镇生活供水和农业灌溉、补源、排涝服务等各类水利工程，必须按规定足额征收水利工程水费。
第二条 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后，其征收标准和征收办法仍暂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豫价费字〔1997〕091号、周地价费字〔1998〕141号和周地价费字〔1999〕152号文件执行。
第三条 水利工程水费是各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主要经费来源，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依法管理使用。
第四条 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后，其收入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也不再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直接纳入单位财务收支统一核算和管理。
第五条 水利工程水费的征收办法是：工业生产和城镇生活用水的工程水费，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按计量直接向用水单位征收。农业水费由乡镇政府代收。
第六条 农业水费实行分级管理使用的办法，其比例为：县（市、区）征收水费总额的30%上缴市级管理使用；水费总额的34%为县（市、区）管理使用；另36%由乡镇管理使用（含代收手续费3%）。
第七条 市管水费的使用范围：
一、现有大中型水工建筑物维修、加固和更新改造补助。
二、引水补源灌区内，控制面积在三万亩以上的分干渠以上的水闸、桥涵、倒虹等建筑物的维修、加固补助。
三、效益显著的更新改造和关键的补源灌区完善配套项目补助。
四、市直管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费用。
五、工程维修、加固、改造、运行管理的新技术试验、推广。
六、为水利工程管理必需投入的水政管理和财务、审计工作费用。
第八条 县（市、区）管理的水费使用范围：
一、现有大中型水工建筑物维修、加固、更新改造。
二、补源灌区完善配套。
三、市按水费使用范围要求配套资金的匹配费用。
四、县乡（镇）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及运行管理补助费用。
五、为水利工程管理必需投入的水政管理和财务、审计工作费用。
六、乡（镇）小型水利工程不足补助费用。
第九条 乡（镇）管理的水费使用范围：
一、乡（镇）管理的水利工程建设及维修费用。
二、补源灌区完善配套。
三、上级安排水利工程项目要求配套的资金。
四、乡（镇）管理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补助费用。
五、为水利工程管理必需投入的水政管理和财务、审计工作费用。
第十条 市、县（市、区）、乡（镇）水费的管理使用，由各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水利工程维修加固、运行管理和更新改造计划，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凡投资在2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按基建项目管理。
第十一条 按基建项目管理的水费补助工程项目确立实施后，设计单位按规定收取设计费，监理部门收取工程质量监理费。
第十二条 水利工程水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接受同级财政、审计、物价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十三条 水利工程水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价格）后，由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办理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3年度起实施。
关于发布《摩托车公告产品补充强制性检测项目申报汇总表》的说明
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
关于发布《摩托车公告产品补充强制性检测项目申报汇总表》的说明
依据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公告管理和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经贸产业[2002]768号）的有关规定，产品已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摩托车生产企业须向国家经贸委报送由授权检验机构出具的试验报告，为使申报材料格式统一，现发布《摩托车公告产品补充强制性检测项目申报汇总表》标准格式，供各申报企业使用。
附件：摩托车公告产品补充强制性检测项目申报汇总表
http://www.setc.gov.cn/cyzcyhygh/setc_cyzc2001_main0065_fj.doc
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
二ＯＯ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朱晓东
【摘要】：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产生 发展 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竞争的要求。为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的挑战，需要构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文所指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中由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1]之所以称为“新型”是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的。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为止，中国农村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95330个，会员1150多万人[2]。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在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农民的文化素质、资金实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讨一下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和发展模式选择。
一、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观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关于制度，舒尔茨（T.W.Schultz）将其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已为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诺斯进一步界定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变力量，放弃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假定之后，借助经济人假设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把经济学真正和现实衔接起来了。
最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是诺斯提出来的。它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如规模经济、风险降低和转移、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等带来的收益。要获得这一部分收益，就需要不断实施制度创新，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均衡状态。
因为创新的行为主体和决策的行为主体都要在制度变迁中的收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创新，因为需要时间进行判断，需要时间达成一致同意，况且还受认识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的影响，制度的创新便只能是一个供给滞后的状态。供求不平衡诱致人们去学习和认识新的潜在利润，从而在边干边学中实施后续的制度创新。这样，制度创新与变迁将是渐进性的。
林毅夫将潜在利润看作是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认为这会自发地诱使行为主体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之后，通过需要费用的谈判过程，达成一致同意。加上搭便车的问题，诱导性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过程。
为了弥补制度的供给不足，加上国家生产“制度安排”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优势，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因为国家只有在“预期边际收益=预期边际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中还有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国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法令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建立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政策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可以说林毅夫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修正了诺斯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所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妨称之为诺斯——林毅夫模型。[3]
据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把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包”，从而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虽然在初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有效地节约了监督费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和谈判、履约的成本。小规模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对农户而言，信息成本主要指进行市场调查以获取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以及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由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交通和通讯也比较不便，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就要花费较高的交通、通讯、时间、精力等成本。其次，随着信用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和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依靠法律的手段。交易成本中的谈判、履约成本主要包括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过程，监督合同执行过程，以及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时要求赔偿的过程等[4]。我国分散的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且实力相对弱小，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由于要负担过高的交易费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就显得效率低下。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就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主要原因。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5]。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这是小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收益成本分析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这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激烈的竞争中，非公司的农户为了提高自己的群体竞争能力而自愿结合起来形成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经济共同体组织。这是一种非市场意义的契约型经济组织，对内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履行普通经济法人的权力和义务[6]。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在于其潜在的收益——成本对比关系。
(一)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分析
1、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收益主要在于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厂商、农户与政府进行交易时，能有效地降低其交易费用。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现在假设有X个农户，都需要到Y个市场去购买农产品或销售农产品一次，则交易次数：
N1=f1(X，Y)=X×Y
如果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首先合作经济组织与X个农户进行X次交易，然后合作经济组织再与Y个市场进行Y次交易，则交易次数[7]：
N2=f2(X，Y)=X+Y
显然，当X>2，Y>2时，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