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塔城、阿勒泰地区行署，自治州直属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州人民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招商引资 政策 办法 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伊犁州对外开放步伐，促进伊犁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鼓励州内外的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事业单位、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的投资者来我州投资创办企业、经济实体，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以及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自治州实际，特制定本优惠政策。本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投资者。
第二条 自治州境内的资源、市场、产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一律开放，州内外投资者可以以合作、合资、独资等形式进行开发利用，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投资者可以用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无形资产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其他投资方式进行投资，凡申办生产性企业，其注册商标、高新技术、专利技术、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经评估后最高可占投资企业总注册资金的40%。
第四条 鼓励投资领域
（一）工业项目（能源工业、加工工业、出口加工业）；
（二）农业产业化项目；
（三）生态建设项目；
（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五）旅游产业开发项目；
（六）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项目；
（七）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八）高新技术项目。
第五条 州政府经协办（招商局）委托授权各县、市政府指定的招商部门审核办理本县、市的区内外投资企业享受自治州优惠政策证书；州政府经协办（招商局）对各县、市办理区内外投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证书工作予以监督。区内外投资者申办享受优惠政策证书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实施细则》规定执行。
第二章 税收政策
第六条 凡在我州投资的区内外企业除享受国家、自治区的优惠政策，享受西部大开发和自治州境内沿边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自治区以内（以下简称区内）投资者在我州新办国家鼓励发展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优惠政策第四条鼓励投资领域的工业企业（2004年1月1日起新建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其缴纳的增值税地方部分，财政按10%—20%返还给企业作为企业发展资金；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项目的，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其缴纳的增值税地方部分，财政按20%—40%返还企业作为企业发展资金。
（二）区内投资者新办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5年内交纳的房产税、车船税，财政按50%返还给企业作为企业发展资金。
（三）区内外投资者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3年，期满后，凡年出口本企业产品占总生产量50%以上的，继续延长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区内外投资者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景区综合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经营之日起，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年，营业税3年内财政返还20%用于企业发展资金。
（五）区内外投资者在继续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税收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外，在自治州新办国家鼓励发展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优惠政策第四条鼓励投资领域的工业企业，由自治州财政局、经贸委根据国家财政部、经贸委联合颁布的《技术改造贷款项目贴息资金管理办法》，结合自治州实际情况，对符合贴息条件的企业给予技术改造贴息。
第三章 土地和矿产开发政策
第七条 关于生态建设的土地政策
（一）凡经批准利用荒山、荒地等国有未利用地进行造林种草和生态建设的，实施谁造林种草、谁经营、谁收益、谁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林草所有权的政策。免交全部土地出让金，实行土地使用权50-70年不变。可以从用地总面积中划出30%的土地以出让方式取得使用权，用于商业、旅游、娱乐等其他经营，免交土地出让金。
若达到出让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并符合生态建设标准的，土地使用权还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土地使用权期满后可以申请续期。
（二）凡利用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等集体未利用地进行造林种草和生态建设的，在集体土地所用权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承包、租赁、拍卖和入股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50-70年不变，可以继承、转让（租赁）和抵押。
（三）经批准从事农业综合开发，且符合自治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项目，从受益年度起5年内可免缴土地使用费。
第八条 关于投资项目建设用地政策
（一）凡利用荒山、荒地等国有未利用地进行旅游开发的项目，经批准符合旅游发展规划，投资额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并具有相当规模的，前5年免缴土地出让金，第6年至第10年免缴50%的土地出让金。
（二）凡以租赁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工业项目、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前5年免缴土地租金，第6年至第10年免缴50%的土地租金。在国家和自治区确定的扶贫工作重点县、重点乡投资的，前10年免缴租金。
（三）凡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工业项目、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投资者的经营期、投资区域，最高可以减缴50%的土地出让金。经自治州人民政府同意，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享受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挂账经营、缓期交纳、先交后返等优惠政策。
（四）投资额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技术先进的工业项目，经批准后，可以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式，使投资者取得土地使用权，也可以采取先征后返或前5年保留划拨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五）投资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可以通过划拨供地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九条 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土地政策
（一）对一般性竞争行业，坚持以出让、租赁方式配置土地。非国有资本购买、兼并原国有企业时，采取分割出让与企业净负债额相当的土地转为出让土地的方式，参与企业整体拍卖和兼并，剩余土地，购买方或兼并方优先享受受让权和承租权；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及组建企业集团的，原企业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按评估价的20%交财政，其余80%企业留用。对破产企业，其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变现收益，优先返还企业用于职工安置，其剩余部分由当地政府调剂使用。
企业使用现有土地转产搞其他生产经营的，只要有利于搞活企业，有利于安置职工就业，可继续保留原无偿划拨的用地使用权，不按改变用途对待。
第十条 矿产资源开发政策
（一）积极鼓励区内外投资者勘查、开采自治州矿产资源，对涉及的探矿权使用费实行优惠，优惠幅度最高可达100%，采矿权使用费在权限内优惠幅度最高可达80%。对于投资勘查开发铜、铅、锌等有色金属矿点、矿化点的，允许进行边采边探，在其开发生产的3年内，可免缴矿业权使用费和价款。
（二）对于矿山企业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确有困难或具有其他一些情形的，在权限内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可以转为国家资本。
（三）探矿权人投资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后，可依法优先获得采矿权，其地质勘查费用，在该矿产进入商业性开采后可作为递延资产于税前逐年分期摊销。
（四）矿山企业综合开采回收矿产资源的，对伴生矿减半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一条 加快和鼓励畜牧业发展，对农村的畜禽养殖能不占用耕地的，应尽量不占用耕地，确需占用非基本农田耕地，按照农业用地对待和管理；畜产品加工项目使用国有未利用地的，可以以划拨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四章 规费征收政策
第十二条 区内外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新建工业项目及兴建其他鼓励投资项目，按照从优从低标准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五章 公益事业发展政策
第十三条 区内外投资者投资兴办的医院，凡符合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条件的，可确定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第十四条 区内外投资者投资办学或中外合作办学，在办学审批、职称评定、推荐就业、教学业务指导等方面享受公办学校同等待遇。
第十五条 区内外投资者投资兴办其他公益事业和进行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样享受税收、土地使用、规费征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六章 金融服务政策
第十六条 改进金融服务，在开立账户、结算、现金供应、信贷登记咨询等方面提供便捷、优质的综合配套服务。
第十七条 货币信贷政策
（一）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根据投资者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额度；打破所有制界限，按照效益优先的原则安排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放宽贷款抵押品范围，对投资流通领域的企业采取仓库保全抵押贷款，对投资公用设施领域的，可试行收益权或收费权抵押；对投资者担保难的问题可采取联保、互保和贷款保险、资产抵押和担保机构担保等形式；大力发展企业担保中介服务机构，增加担保基金，扩大担保面，提高担保额度；通过“金融超市”、“绿色通道”等形式简化审批手续，提高贷款的发放效率。
（二）创造良好的外汇金融环境，促进外贸企业发展。提供优质的结售汇服务；对出口企业试办出口退税质押贷款；简化经常项目管理，满足投资者的合理用汇需求。
（三）贷款利率实行优惠。对效益好、信誉高的投资者，可适当降低或不上浮；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投资民族贸易生产、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国家民委确定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定点企业的贷款实行利率优惠的政策，即比正常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低2.88个百分点，优惠部分由人民银行负责给予补贴。
（四）积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过召开季度经济金融运行分析例会、银企合作项目推介会议等形式，加强政府、银行、企业间的联系沟通，为企业发展构筑信息交流平台。
第七章 投资权益保障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要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好各项服务，对投资项目，实行部门牵头协调服务制度，投资企业各类项目前期筹建、审批事项，由政府指定部门负责协调、服务。
第十九条 区内外投资者在我州投资兴办企业、经济实体，各级政府要认真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若干规定》，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第二十条 严禁以任何名义向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收费单位向企业收费，必须出示国务院及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有关文件及发展计划部门发放的收费许可证，亮证收费。
第二十一条 凡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实行政务公开，为投资企业提供简便高效的全方位服务，推行项目审批“一厅式办公”和“一站式服务”，积极为投资者办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系列手续，协调企业与银行、国土资源、供电、工商、税务、劳动就业等部门的关系。对投资者自主确定的投资项目，文件资料齐全的，由县（市）招商引资部门会同各有关职能部门依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办理完结。
第二十二条 区内外投资者对任何项目主动进行勘探、论证等前期工作的，可优先获得投资权、开发权。
第二十三条 纪检监察部门、发展计划部门定期进行检查，严厉查处针对投资企业的非法干预行为。对违法、违规执法给企业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赔偿；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优惠政策实施后，凡我州以前有关文件或优惠政策与本政策有抵触的，以本政策为准。
本优惠政策由州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招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优惠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全社会招商引资的积极性，拓展招商引资渠道，提高招商引资水平，推动自治州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凡州内外的各种组织、社会各界群众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国家公务人员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另行规定）利用各种渠道，积极从外地为我州引荐资金、技术，在州内投资符合我州产业导向、产业政策的各类项目成功的，均可按此办法对引荐人实行一次性奖励。
第三条 引荐项目范围
符合国家、自治区产业政策和伊犁州实际需要的项目。
第四条 下列资金不属本奖励办法之列：
（一）各级财政部门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每年计划拨付的资金。
（三）由上级部门计划安排的项目资金。
（四）经考核认定不宜奖励的资金。
第五条 引荐成功标准（同时符合以下两条要求）
（一）引荐资金按合同或协议如期到位
（二）引荐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工业项目正式投产。
2、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成首期工程。
3、三产项目全部建成开业。
4、农业综合性项目完成当年投资额。
第六条 奖励标准（以到位资金为准）
(一 )按实际引进资金总额，最高不高于1%的比例给予奖励。
（二）引荐州外无息或低息资金投向符合我州产业发展政策的项目或社会福利事业项目，按与其同期利息差额的10%奖励。
（三）引荐州外赠与资金的，按引资的5%奖励。
（四）以上项目经有关部门确认后，属商贸旅游业、农畜产品加工业、城郊种植业、生态农业、城市基础建设、小城镇建设项目的，加奖原奖金额的20%。
（五）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奖原奖金额的30%。
（六）属于对本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有重大作用的项目或被认定为高新技术项目的，加奖原奖金额的50%。
引荐项目符合上述四、五、六款的，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实行单项奖励。
第七条 奖励程序
（一）申请阶段：由承办方出具引荐证明，引荐人提供个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填写《招商项目引荐人登记表》，符合条件的由招商引资工作部门发放《招商引资奖励承诺书》。
（二）审查阶段：对引荐成功的项目，招商引资工作部门发放《招商引资奖励证明书》。
（三）实施阶段：各级政府自行筹措奖金渠道，设立招商引资奖励资金专户。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项目和奖金报政府批准后，招商引资工作部门办理奖金支付手续。
第八条 附则
（一）本奖励办法实施后，凡我州以前有关文件或奖励政策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如国家、自治区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按从优原则执行。
（二）本奖励办法由伊犁州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招商局）负责解释并监督实施。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论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从邓玉娇案说起
李遥
摘要：民众性诉讼情绪是专业性质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诉讼情绪是法律的，在民众性诉讼情绪面前，邓玉娇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一次监督，本文，结合多个案例，提出了民众性诉讼情绪这一概念，论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价值，重点是其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和正确疏导。
关键词：民众性诉讼情绪 价值剖析 程序正义 立法 听证
Abstract: Mass lawsuit mood is a kind of speci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is political ,lawsuit mood is legal, before the mass lawsuit mood, the case of Dong Yujiao is judged quickly, which finished another surveillance ,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a few cas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ss lawsuit mood, discussing its characters ,analyzing its value, emphasizing on its conflict with judicatory and right leading.
Keywords: Mass lawsuit mood Value analyzing Procedure justice Lawmaking Hearing of witness
从西安黄碟到孙志刚，从杜培武到刘涌，从佘祥林到三鹿奶粉，从罗彩霞到杭州飙车到邓玉娇-----，民众的热情与关注盛况空前，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诉讼情绪，孙志刚案引发民间三博士上书、三鹿奶粉案专设民意调查网页、佘祥林案有220名群众联名上书、杭州飙车案与邓玉娇案引发官民对立-----，群体性的诉求与意愿汹涌而来，是真正的道义愤怒？还是民众对司法的怀疑？是在履行民意监督？还是在非理性的干扰司法？是无理的喧嚣还是由衷的呼吁？
但是，我们明白的是，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完全的独立、权力一直在有形无形的侵蚀着司法、在中国，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遭遇非难的永远是权利，人们长期的情绪积压，会借特定事件予以宣泄，面对巨大的民众情绪浪潮的冲击，司法恐难立住阵脚，那么，从侦查到公诉再到审判,是选择绝对地服从法律，还是顺应民众诉向？抑或是两者兼顾？顺应民众诉向与两者兼顾是否是对法律精神与司法独立的玷污？
我们还明白的是，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促成了对孙志刚涉案人员的从速查办、同样也是民众诉向促成了佘祥林冤案的产生，所以，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并存。那么，司法与民众性诉讼情绪的PK，司法为什么难以独善其身？为什么会失去了权威？为什么表现的如此的不自信？
一、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特征
社会心理学界对角色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且至今有着强劲的课题生命。从诉讼法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司法，终究绕不开社会互动这一背景的，公众化的诉讼情绪带有诉讼社会化的严重倾向，是超越民意的一种略带专业化色彩的心里或心态。民意是个政治学上的概念，以嵌入政治生活为已任；诉讼情绪应属法学和司法领域，参与者有极强的专门角色心里，是和法理、情理与司法文明与道德形成参照与对抗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和司法权威进行互动，其隐性目的是彰显与诠注司法伦理。
诉讼情绪，作为概念之提出，有其人民性的一面，但以法律正义为其归属更为合适，更能说明其本质，此外，激情化与专业化、非理性心态甚至仇视心态也是其特征。激情是情感的强烈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公众激情与诉讼的碰撞，难免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之特点。专业化是一个动态的或历史的概念，与能力和胜任相关，诉讼情绪须具有专业化的一种心态，公意也好，民意也好，参与人员有部分的随波逐流者，诉讼情绪的响应者则在数量上应该少得多，在质量上则优秀的多，因为诉讼情绪面对的是国家公器，是法庭，是国家强制力，是庄严的判决，少了专业性的分析与预测是不能称其为诉讼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众诉向不是喧哗，不是叫嚣。虽然具有专业心态的一面，但是，毕竟是群体性的，主体的多样化，主体的价值观与知识面的层次性决定了诉讼情绪的非理性，前文提到过，诉讼情绪是民众长期的积怨，以特定的法律事件为突破口而形成的，本来仇视客体迥异，可能借此转而仇视司法。
二、 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价值剖析
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国民诉讼情绪在空间上的表达是非常广阔的，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何尝不是一种民众性的诉讼操作？但是，司法的独立性又决定了其不会和不应该受到法律之外的任何干扰，在法治还没有建成的我国，国民性司法情绪的客观存在在功能与发挥的作用上虽然有其狭碍的一面，但是，从社会监督的视角，其性能容不得低估，对于打压腐败与不公、还原法律事实、实现司法正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表现在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人情介入司法的剥离作用，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权力滥用的阻隔作用。我们呼吁司法独立，只是从司法不受权力干涉的单一层面和良好愿望出发，为此，我们在机制上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经几十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一是法官手中根本无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二是自由裁量恰恰成了司法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二个结果都是对严肃的、代表国家公权司法的极大嘲讽。自由裁量权有“黑箱”一喻，道出个中原由。 如果司法在实践上不是太曲解民众的诉讼情绪，那么，司法权力的运作将是趋于公正的。诉讼情绪依托于媒体或网络，这二者有着强大传播、搜索、纠错、“扒皮”功能，身陷其中者很难善终，如交通部官员林嘉祥虽然经过法律程序予以无罪的肯定，可是也伴随着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司法之所以会失去群众与民心，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权力的干涉，二是人情的干扰，而民众性诉讼情绪从其本质来看，虽然矛头直指司法过程，但最终击中的还是案子本身背后的司法阴暗，它迫使诉讼细节公开、结果透明，而仅此一点，就推动司法趋向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继而渐近实体正义，这对“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我国现实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与阻止作用。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序言中所说:“为了巩固我们伟大的复兴，我们现在的国王，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履行他的权力。” 说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征集民意？代表制度与代议制都是一定形式的民意集中方式，民众性诉讼情绪是非官方的民意的自发集中，是一定意义上的对理想法的呼唤，而表现的是对现实法的叛逆。法的原始功能和本质，是对无主利益的分配，对既得利益的保护， 如此说来，诉讼性诉讼情绪追求的是对个体诉讼权益失却的恢复。
中国的宪法原则之一是人民主权，但行政与司法的常态化却又无法实现人民对 “权”的拥抱，短短几年，多起个案中的民众性诉讼情绪的被高频率的激发，原因即在此，而民众性诉讼情绪相对于司法的胜利，成就了宪政价值，却也正是司法的悲哀，从反面给出了我们的司法还没有独立的惨酷的答案。
三、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的关系
诉权的正当与严肃使诉讼情绪可能在瞬间被理直气壮的激活， 而司法的技术规范与价值判断又使得参与群体在参与过程中对自己所演的角色的多次重新审视与评价，对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与法律正义、司法精神进行一系列的对比，这种自己意识上的建构经历了一段心里上对司法的消解、过滤甚至消费过程。邱兴华案中，邱兴华连毙十人，行凶地是庙宇，然后是逃亡——追捕——捉拿归案——审判——枪决，一时大快天下，此间，有一个致命的细节——对邱兴华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这在司法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群体性的舆论造就了一起对司法的恶性消费，对象是穷凶极恶的邱兴华和茫然的司法，但是，群体的感官得以满足，膨胀的诉讼情绪也随着一声枪响归于平静。邓玉娇案，妙龄少女，腐败官员，异性洗浴，律师哭泣，解除委托，证据破坏，网民声援，警察、律师、公众、法官、政府等多方的较量纷纷登场，迅之而来的是一审有罪判决。而搁浅的是强奸嫌疑、官方代表邓母宣布解除与律师的委托、邓玉娇的作为证据的内裤被清洗等诸多疑问，形成诉讼情绪质问司法、司法尽可能的还原法律事实与偿还个体权益的直线逻辑。
从某个角度，民众性诉讼情绪是司法实践层面上的一件外衣，是对司法伦理，尤其是人情世俗、公道是非、善恶优劣的一种主观性的不确定的评判。在评判的过程中，因为事实真相的不透明，必然有着对案情臆想的成份，但是，最起码的一点是民众的出发点在于良好愿望，在于对司法公正与人间正义的希冀，那么，这个过程就完成了一次社会性的民意监测，不得不承认，邓玉娇案，还有几年前的孙志刚案的迅速和公正解决（邓玉娇案用了一个月零六天，孙志刚案用时二个月），社会舆论所形成的民众性的诉讼情绪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诉讼情绪对司法的影响的合法性一直倍受质疑，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间的冲突也一直司法实践上的难以逾越的一个“雷区”。
从文中提到的几个案例来看，民意、媒体、网络等对案件的参与与监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间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法院与法官。但是，诉讼情绪所代表的社会共识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却并非并行。我们承认，在激奋的舆论面前，法院与法官会屏蔽掉某些如权力干涉或人情干扰等不健康的因素，会平衡司法对抗中的强势和弱势，此为积级性的一面，但是，司法的独立性、严肃性被挑战、法律尊严被抽取、司法程序被扰乱，法条精义被曲解，这也成为司法无法言说的心痛。
随着人们对人权研究的深入，也随着人们对司法独立价值的重新考量，人们逐步认识到，表达自由不仅有被公民滥用的可能性，也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 民众性诉讼情绪与表达自由相比，非理性因素当然要多，但与民主爆炸相比，理性成分则占有优势，那么，在价值位阶上，有学者认为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因为其本质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利。 按照此逻辑，作为诉讼自由与民主的一部分的民众性诉讼情绪，是要高于司法独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9条的规定：既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审判，又不过度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显然，这是在对二者紧张关系的中和。
四、 民众性诉讼情绪之疏导
在我国当下，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平等与司法不公正是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激烈冲突的最大诱因，如何化解二者的对立，完成二者的平等对话是理论界和实践者的迫切任务。
谈到对二者关系的调合，应该先回归到法律的根源，即从立法上先消磨掉二者的不均等诉向。莱奥辛说过：“法治，就其经典的含义而言，必须切实保障法律的确定性，以使个人能够据此为其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做出长远规划，否则法治就不可能维系”。法律如何完成自己的确定性？法律在成为法律之前，是否考虑过人民的感觉？法治要给人民充分的表达权，法治体现的是以民为本，宪政标准下的立法应该充分反映民意，为此，立法听证从技术和程序上予以保证，而一个时代和民族对宪政精神的理解和参悟、法律制度与司法机制对宪政和法治的支撑，却不是仅是技术和程序所能解决的。国家专司立法，法为国家公器运作的依据，立法之初，剥除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动机，汲取民生、民本、民主思想；立法之中，立法机构或立法者不能有超然于人民之上的感觉；所立之法应被人民信仰。我国现行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宪法第126条、第35、第41条对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规定，但其具体范围的界定却通过授权性规范，这种作法在国际社会较为独特。从立宪技术上不能不说存有一定缺撼。
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实践的细节和过程是排除民众性诉讼情绪的，但是，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却以一种近似完美的程序实现了法律对民主、民众诉向的趋同与回归。因为从本质上说，“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历来被看成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 但是，辛普森案也好，米兰达案也好，我们在感慨他们程序美好的同时，难道对这种程序害及实体正义的机制真的就由衷的赞美？可见，英美法律体系不能完整地解决这种困境，我们试着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制度从产生之日起就历经修正，可是，其设立初衷与实践结果仍然大相迥庭，是什么在捣鬼？笔者以为，人民陪审员的核心在“人民”二字，而人民陪审员产生的第一步就大错特错，官方或法院院长荐举，人大常委会任命，这与“人民” 已相去千里，完全的失去群众基础，所以，流于形式、陪而不审的现象使人民陪审员制度遭遇垢病多，赞誉少。为此，笔者设计了案件听证制度。这个案件听证团要12到15名与案件无关的人员组成，成员从来源上不单是法院内部人员组成，而是由高级知识分子、达到一定行政职务的官员和具有崇高威望的社会活动家等人员组成。听证成员不再是院长的提名和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也不是随意选定（在美国，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类似程序进行挑选），社会选举的成员也要占一定的比例。和英美的陪审团一样的是，也是在庭审过程中进行听证，听证团成员在听审时无任何发言权，只是要认真听审和用心感受，并在听审后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案件有所定夺，且这种定夺在法官最后决断时必须占一定比例地参考和影响，以实现司法与民众诉向、诉讼情绪的靠拢与中和。
联系到法官断案实际与个案正义，在我国当下，司法诉讼的实践环节所运用的法律方法还有待补充，因为，法律方法自近代大体经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反映的是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的过程， 可是，多年以来，我们有法官释明环节一直不成体系，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所谓针对老百姓的法律解释机制。从社会学角色理论上说，是因为司法情景系统的紊乱或者说是法官在司法实践时所处的角色环境的影响，使得依托于西方法治实践及其司法经验并为中国法律人所广泛接受的法官角色，一到中国，便或多或少发生了“走样”和“位移”。 所以，法庭之上的法官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这便与民众隔开了一大段距离，长期以来，造成民众对法官与司法的信任，推及到对法律的信仰便大大折扣。那么，精细司法过程的重要一步是加强与完善法官释法环节，把释疑与解惑的工作做好，是实现有效与民沟通的重要前提。因为释明权制度能实现法官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相互借鉴，这在司法审判实践的合理内核上又加了一层司法取信于民的诚信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宪法实践着监督的使命，相对于宪法司法，这是宪法功能的弱化，所以有学者说我们的宪法很好，只是睡着了。 那么，“醒着“的宪法是什么样子？宪法的应然功能是什么？在美国，所有案件最终判决最终能落实到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原则，在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一案即齐玉苓案件也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 所以，宪法性裁判应该作为一个制度予以真正的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阐述阵地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如果非要由一个第三者的参与来对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做一裁判的话，在中国，这个任务只能由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来行使。理想的审理机构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间代表组成的听证团、法官等三方进行，把民众性诉讼情绪消化在法庭之上，而不是法庭之外，这样的判决从价值上就或多或少保证了从法律条文、法律精神与司法论理的双赢司面。
在中国当代语境之下，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而不是结果，以此为基础才有民生和民本，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片大好光景的话，那法治只是大好光景里的一棵树或一片云，而法治则要借助司法实现民众心中的美好愿望，实现民主与法律精神之间心领神会的默契。民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产生，法治责问的是权力如何运用、符合民意的权力生成和运用是对利益的最佳处置与分配，民众性诉讼情绪挑剔的是一切形式的民主与法治、追究的是个体诉讼利益的去向与归宿，所以，借用一定程度的宪政理念的培育和民主建设对民众性诉讼情绪加以疏导、实现诉讼情绪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才是治本之策。
结语：
经过建国六十年，开放三十年，中国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子，传统中国的法律是以道义和情理为基，对于其关系，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