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在利益博弈中受限
杨 涛
近来，围绕着北京对燃放烟花爆竹是完全放开还是禁止、限制，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近日上网征集意见，网友共对草案发表意见969条，其中反对“解禁”的约占50%；明确赞成解禁的共有290条，约占30%；其余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新京报》于6月2日发表社论认为，政府无须代替公民做选择，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法令，防止爆竹开禁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至于爆竹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规则，让公民相互博弈，通过社区自决来解决。但旋即有人于6月4日发表文章反驳认为，禁放如果真要变限放，就必须认真考虑到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而这些人的权利———不管是50%，还是更多的比例，都应被尊重。即便在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只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权利，社区不可自决。以多数人对噪音的喜爱去侵害少数人对清静的喜爱，难道就是正当的？
看来，权利与权利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用什么程序来决定这种平衡的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
依照自然法的思想，人生而自由，权利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张“放”的人有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主张禁或限的人有保证自己安全和安宁的权利。但是，如果人人都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或者说人人都不承担一定的义务保证他人的权利的实现，那就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洛克所说的人人都享有自然法的执行权，实际上也就等于人人都没有权利。因此，为了避免人人在权利的争议中毁灭，那么人人都交出一部份权利，组成政府，由政府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权利的配置与界限。这种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不能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上政府形成的实际情形，但是，用它来解释权利必须受限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然而，就是在立法程序中，仍然对于权利的配置存在很大的争议，谁能说主张放的权利就一定高于禁和限的权利，或者相反呢？人类不能在议会的无休止争议中灭亡，就必须确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便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规则，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但是，诸如纳粹德国那样的事例告诉我们，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下，也会产生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不是最优的选择，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此，民主需要法治的制衡，现代社会主要依靠了二种手段：一种是由宪法明文规定一些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以及一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那怕是多数人的决定，因为按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人们在缔结契约时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出，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生存权等；另一种就是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为某些立法因为不合理、不合法、不具有正当性而宣告违宪从而归于无效。
因此，除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外，人类大多数权利都是在立法这种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民主程序中，经过博弈、协商、妥协等过程被明确或受到限制、禁止，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但是，在表面的权利博弈中，其实深层次的就是利益的博弈。权利与法律的生成正如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那样，首要的问题是承认某一种需求??承认和保障各种利益，。然后，在罗列各种法律将保障的需求或利益之后，人们要评价、选择将要得到承认的那些利益，并在考虑利益之间互相影响的前提下，决定特殊利益的限度，最后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以及通过实施给予确切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在利益博弈中，除了不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外，还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不至于认为违宪、或者被司法机关宣布无效或人们会认为不合理、不正当呢？是立法者中简单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吗？如果在立法者中恰恰有大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那么他们能作出在任何地方都允许燃放的决定，从而不顾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吗？在这里，笔者认为不妨引入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所谓效用就是某种利益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就燃放烟花爆竹来说，大多数人在危险场合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效用可能远远不及这里财产、人身安全应当到保护的效用，因而，总体社会效用小，这种多数人的愿意就不合理，不能视为具有正当性，因而应当予以禁止。因此，立法者在利益博弈中，在遵循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程序原则的同时，首先必须考虑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次，就必须考虑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笔者承认，这种观点带有功利主义的痕迹，但是，至少是我们现实立法中一个可行的办法。
回到我们刚才的“放”与“限、禁”的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有限度地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利益诉求，但是在“放”中，要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人们的共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在规定有限度地放开燃放烟花爆竹的同时，规定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交通枢纽、党政机关驻地、军事要地、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的、危险性的、公众聚集重点场所周边，仍将设定为禁止燃放。此外，还对如何加强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品种规格以及烟花爆竹的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也符合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但在反对“解禁”的约占50%的情形下，政府还无法权衡各个更为细小的群体的利益，无法判断在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上如何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情形下，为在更大程度上贯彻民主思想与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政府不妨放开一定的权限，让更细小的群体，如社区进行自决，是一条比较好的思路。
反对由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认为，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就是只有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但是，当这种民主程序没有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符合了社会效用最大化，何来不正当性，难道少数人喜欢清静的权利就可以阻止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实现吗?
因此，关键不在于反对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是在于更高的立法者（如果把社区自决也称之为立法的话）如人大（他们往往比社区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全面的考虑）要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给社区自决权预先设置若干限制，因为，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可能就是社会效用更大；或者就是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总体社会效用也要超过社区多数人的社会效用，但社区简单的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原则无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这些限制包括禁放的时间、地点、禁放的品种（包括社区禁放的时间、地点）等等，在有限制的自决权下，是否燃放，由社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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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筑程序规定》的通知
江西省南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筑程序规定》的通知
各城区、新区、开发区执法分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现将《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筑程序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筑程序规定》
南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2年9月24日
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除违法建筑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规范拆除违法建筑执法行为，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南昌市城乡规划管理规定》、《南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违法建筑是指违反城乡规划管理法律法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依法必须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
第三条 拆除违法建筑应当坚持公开、依法的原则。
第四条 城管行政执法机关作出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前，应当完成对违法建设事实的相关证据收集工作；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设施的违法性质、规划影响程度难以认定的，应当征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五条 拆除违法建筑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行政处罚程序
（一）立案。执法人员应在发现违法建筑后,应当立即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填写《立案报告表》报行政领导批准立案。
案件调查工作必须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承办且不得少于两人。
（二）调查取证。立案后，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及时勘查违法建筑现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询问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了解违法建筑相关情况、《制作调查询问笔录》，收集并完成相关证据的整理工作。
（三）制作《案情调查终结报告》。案件承办人员根据违法建筑现场勘查和相关证据情况分析案情，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和《南昌市城乡规划管理规定》、《南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认定该违法建筑属于依法应当予以拆除的，制作《案情调查终结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行政领导审批。
（四）行政机关领导审查相关证据，依法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并由执法人员向当事人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对拟作出拆除决定如有异议的，可以在3日内到行政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
（五）下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
二、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六）公告。执法人员在向当事人下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或者在违法建设现场张贴等形式发布《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
（七）催告。在法定的限期内，当事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或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裁定应当拆除的，且当事人未履行自行拆除的，依法下达《强制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催告书》，催告当事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
（八）听取陈述、申辩。当事人收到《强制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催告书》后提出陈述、申辩的，执法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必须予以采纳。
（九）强制拆除决定。经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且无正当理由的，依法下达《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强制拆除的理由和依据、强制拆除的时间、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强拆难度大且影响较广的可同时在拆除现场张贴强制拆除公告。
（十）强制拆除。强制拆除必须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到场，并通知违法建设当事人到达拆除现场，由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当场宣读强制拆除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当事人拒绝到达现场的，通知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居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到达拆除现场，作为见证人配合拆除工作。
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对被执行人的财物，执法机关应当会同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居委会（村委会）和公证机关进行查验登记，制作物品清单。清单连同被执行人的财物一并当场交付被执行人；不能当场交付的，可通知被执行人到指定地点领取。
（十一）制作强制拆除现场笔录。强制拆除现场笔录内容包括实施强制拆除的的事由、时间、地点，当事人、执法人员、见证人的到场情况；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者见证人的意见、看法；实施强制拆除的过程和结果。
强制拆除现场笔录应当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签章的，应当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事人不到场的，由见证人和执法人员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并签名或盖章。
第六条 案件承办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应遵循以下时限规定：
（一）立案、完成证据收集和形成《案情调查终结报告》从发现违法建设之日起（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日期）5个工作日内完成；案情重大且在以上规定的时间内难以完成调查取证工作的，可以延长至1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和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发布《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在法定的限期内，当事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或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裁定应当拆除的，在法定期限届满或裁定之日起的2个工作日内下达《强制拆除违法建筑事先催告书》；在催告书规定的拆除期限届满的2个工作日内再下达《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
第七条 文书送达。拆除违法建筑的相关执法文书应当交由当事人,由当事人在送达回执上用钢笔或签字笔签名及盖章，并注明签收日期。当事人不在的，由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同住家属签收或当事人已指定代收人签收，同时需提供签收人的身份证明。
留置送达相关文书的，由街道（镇）、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章，并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当事人拒绝签收又因基层组织不愿派代表导致无当场见证人的，应向当事人宣读文书内容后，在当事人私有空间留置相关文书，并做好整个留置过程的摄影、摄像工作，在送达回执上说明邀请基层组织代表未果的情况，附上纸质影像。
相关文书通过邮寄送达的，应用挂号、特快等方式邮寄，并取得邮寄回执，必要时对当事人有否收取邮件进行核查；相关文书无法通过邮寄送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告送达。
第八条 对违法建筑依法实施强制拆除时，城管行政执法人员原则上不从事现场的直接拆除操作工作。强制拆除的现场操作可以由违法建设相对人或行政机关委托专业拆迁公司实施。
第九条 依法组织的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工作，必须做好相应的风险评估和制定应急工作预案、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当事人和城管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相关工作程序规定；部门力量分级、梯次投入；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在拆除现场设置警戒线并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及做好违法建筑停电、停水、停气工作等。
第十条 对妨碍、阻挠依法拆除违法建筑工作，或者威胁、辱骂、殴打行政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予以拘留。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拆除违法建筑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行政责任。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