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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塞拉利昂


关于中国帮助塞拉利昂建设糖厂和甘蔗农场职工宿舍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６日）
　　　　　　　　　　　　　（一）我方去文

塞拉利昂共和国财政兼发展及经济计划部长萨马·西亚马·班亚阁下
阁下：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我们双方经过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如下：

　一、根据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帮助建设塞拉利昂糖厂和甘蔗农场职工宿舍项目。

　二、该项目的总建筑面积为一万三千平方米。其建筑标准、总投资、实施方式和其他有关事宜，待中方派技术组考察后，另签合同。

　三、实施该项目所需的费用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签订的中、塞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贷款项下支付。

　四、双方同意撤销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中、塞两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中规定的胶合板车间项目。
　　以上如蒙复函确认，本函和阁下复函即成为中、塞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拉利昂共和国
　　　　　　　　　　　　　　　　　　　　　　　　临　　时　　代　　办
　　　　　　　　　　　　　　　　　　　　　　　　　　　宋　兆　宜
　　　　　　　　　　　　　　　　　　　　　　　　　　　（签字）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宋兆宜阁下
阁下：
　　我谨代表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确认，我们双方经过友好商谈，达成协议如下：
　　（内容同我方去文，略。）
　　本函即成为塞、中两国政府间一项协定。
　　顺致崇高的敬意。

　　　　　　　　　　　　　　　　　　　　塞拉利昂财政兼发展及经济计划部长
　　　　　　　　　　　　　　　　　　　　　　　　萨马·西亚马·班亚
　　　　　　　　　　　　　　　　　　　　　　　　　　（签字）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弗里敦
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形态及功能探析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温建华 柳九一

【论文提要】 现代司法理念是关于现代司法的功能性质、构造模式及其运行规律的系统理性认识，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与行动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是关于司法现代化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及价值论的有机结合，体现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其主要内容形态包括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司法权威五个方面，它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具有外化、预测、导引、进化四个方面的功能，全文共7300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词，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前所未有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嬗变之中，司法作为一种调整冲突、维持安定、稳定秩序的社会建制和上层建筑，其制度和形态必然要适用与促进这种良性的转变，因此，司法如何革新进而现代化，已成为时下的公众追求、流行话语与迫切论题。这样的背景下，借鉴也好，移植也罢，探索也是，实践也对，从上到下也行，自下至上也可，多种或多样的司法改革已是如火如荼，颇有 “八仙过海”之势。但改革的结果却不那么如愿，反较以前有些“退化”：司法的权威越来越小，司法的地位越来越低，司法的作用越来越无力，司法的信任越来越况下。究其原因，自有多方，然对司法理念认识的不足与不明，当属其一。因此，对司法理念的内涵、形态及其功能进行探讨与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与现实。
一．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
　“概念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化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别人” 。笔者认为，现代司法理念是关于现代司法的功能性质、构造模式及其运行规律的系统理性认识，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与行动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换个角度，也就是司法人员对司法制度和社会现实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规律的整体认知、把握和建构，是关于司法制度的既然、实然与应然的高度概括，或者说是司法现代化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及价值论的有机结合。具体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或特征：
1、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方法。司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社会经济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价值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直接和自发的，而是通过司法理念的中介来完成，并且司法制度若要不断与时俱进，也只有依靠司法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制度进行预测、认识与把握，才能对其是否适应社会进行正确的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实现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可以说，司法理念是司法建构的前提条件，它作为一种理性认识形态，来源于司法实践，必然又反作用于司法实践。从这而言，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的现代设计与运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它着眼于现在，又着眼于未来，是从司法的整体、发展的全过程来思考的，因此，现代司法理念既是人们对现代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又是人们指导司法实践与建构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有认识论的揭示功能，更在于方法论的实践价值。
2．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态度。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司法制度的既然、实然、应然之高度抽象与概括，来源于制度却隐藏在制度的字里行间，植根于民众内心之上，表现为一种文化与观念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关于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一系列信仰” ，况且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代表着一种精神价值，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所表达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既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信仰、意识和观念，又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民情与社会心态，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乃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即法律信仰 。当前司法的权威、地位、作用越来越小、越来越低、越来越无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普遍存在对法律信仰不够，所以，学者认为“司法理念便成为人类在一个健康、法治社会中的共同信仰” ，也就是说,司法理念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更是一种意义体系,它具有理想的形态，倾注着人的情感,又要求在客观世界中取得现实状态，体现出人的意志,可谓一种人生的态度,表现出人们对现代司法的高尚信仰与现实渴求,既是个体的一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群体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3．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思想。“理念者，事物（制度）最高价值与终极目标之谓也” ，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对现代司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和建构的揭示和概括，是思维认识的结果，它经由感性、知性而理性所获得，表现为理性的观念，虽是一种本质的、普遍的、概括的主观认识，但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超验的时髦口号，更不是随意的、宣泄的、强硬的霸权话语，而是理性的、客观的、发展的科学观念，它建立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相关联，并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 。所以现代司法理念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司法及其规律本质的系统知识，它告诉人们如何用科学的观点，运用缜密的思维，分析司法的规律，从而达到实现法制现代化。

二．现代司法理念的主要形态　　　
事物的形态与内容是人们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思维结果，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形式，尽管现代司法理念在当今的司法界，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在、无处不说的语词，然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角度往往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司法”一语本含广狭两义，广义上的司法包括审判、侦查、检察等国家权力的运作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活动，而狭义的司法仅指审判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认为应对司法作狭义理解，即“司法是法官的裁判过程” ，因而，应从此来理解司法理念的内容与形态。另一方面，由于法治的实现并不能仅靠专设的方法、执法、司法等法律专职人员，而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并且即使所有法律专职人员都自觉按司法理念行事，但周围的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对司法的本质与规律不接受或存有误解，那法治仍然难以实现，故无论是法律专职人员还是非法律专职人员都应不同程度地具备或了解现代司法理念，换个角度，也就是作为现代法治原则结晶的司法理念，对不同的社会个体应具有不同的内涵。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以当前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司法活动的职权专有性、程序法定性、裁决权威性、形式严格性等特点出发，现代司法理念主要表现下列内容与形态：
1．司法公正，即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纠纷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合理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要符合程序法的规范，公平体现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类。实体公正，也就是结果公正，指法院的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合法的。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公正，就是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切实保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求高效地处理和裁决纠纷。司法公正作为一种理念，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司法公正会有不同的认识。司法公正作为一种法律评价，其评判标准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和受制于多种因素，可以有内在标准，比如真理评判标准、理想评判标准、政治评判标准、法律评判标准、公德评判标准；也可以有外在标准，比如社会反响的评判标准、裁判实施程度的评判标准、实施效果的评判标准，从每一个角度或运用每一种标准对司法判决进行评判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判决的正确结果都是公正的。司法公正作为一个语言概念，像人类对任何一个事物的属性所作的概括一样，是抽象的，具有强烈的主观感受，不同的人对同一结果有不同的公正认识，犹如一张普洛秀斯的脸，通常因观察者站的位置、看的角度、处的时间不一，而呈显不同的形状与面貌。因而司法公正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开放性和相对性。
2．司法高效，即司法活动应当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程度的“收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效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强调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二是司法效益，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效果，强调的是司法调整的实际状态和结果与司法社会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反映出社会对司法的认可、接受以及司法在社会的地位、权威，它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法治与否的基本表征。如果说前者偏重于速度上的“快”，后者偏重于结果上的“好”，那么，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不仅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拖拉，不断提高审判效率，尽可能地快速解决、多解决纠纷，以节省和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避免“迟来的正义”，更要讲究司法的实际成效，注重法律与政治、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避免“粗糙的正义”，从而以最少的人、财、物力，在最短的时间界域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使“纸面上的法”成为“行动中的法”，更变人们心中“自觉的法”，做到“又快又好”，真正实现司法高效。
3．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近代民主革命的产物，它建立在“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的理论基础之上，是随着民意力量的增长，法律与政治分离的一种结果，我们可以从这样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一是制度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国家的现行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各种保障司法独立的措施，司法机关不仅独立于其它国家机关，而且与政党、社区、新闻舆论也应保持适当的独立，司法机关系统内部包括上下级之间、司法人员与司法机关之间也应保持独立，制度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最终落在法官独立之上，这是司法独立的核心。二是价值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它是指司法独立不过是自在自为的法律自主体的物质表现形式，法律存在的价值是追求正义和理性，独立的司法以追求正义和理性为其目标，这是它的内在价值和冲动。独立的司法不应求助于外部的监督，而应求助于法官内心的独立意识和信仰。在制度方面损害司法独立，可以通过法律措施予以惩戒；而价值方面的司法独立，却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良心，对司法独立的信仰，司法职业道德等。因此，司法独立既依赖于制度的保证，还仰仗法官的司法独立意识和自觉的行动，更须得力于全社会的支持，所以司法独立“并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政治民主、社会发展、权利保障、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法官有幸成为这一要求的‘载体’而已，对于法官来说，必须培养与独立相适应的素质，对于政府来说，必须为法官享受独立地位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社会来说，独立是权利与秩序的重要保障，应当自觉维护司法独立”
4．司法中立，即司法活动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不偏不倚的主观态度处理各种法律纠纷，并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司法机关虽然是一个政治机构，但职能是适应法律，裁决纠纷，因此应居中而为，以第三者身份中立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司法中立既是司法制度得以确立及得到普遍社会主体的心理认同和支持的基本前提，也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屏障，事关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可以说，它是人类对司法职能的本质属性认识、运用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司法观念，是从司法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对司法客观规律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系国家所实行的司法中立，是一种法官“消极中立”，并不主动调查取证，完全在双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和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其活动始终保持相对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而大陆法系国家，例如我国，司法中立应是一种“积极中立”，法官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及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还可主持指导当事人提供证据和交换证据，对证据的判断取舍有相对的主动性，如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5．司法权威，即司法机关(法院)有权通过司法程序审查政府及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是否符合法律，它是建构在制度基础上或通过制度而获得的公信力，即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认同感。如果说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确立法院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最高权威才是司法独立的标志，也是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这一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司法权威既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也是现代法治实践的结果。一方面，确立司法权威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需要，没有司法的权威就没有法制和法律的权威，而没有权威的司法则是无能的司法，不可能承担起其在法治社会中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司法权威又是法治的结果，司法权威不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而是国家司法制度、司法机关及其人员，以及各种社会机制（包括司法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教育培训和法律职业自治，公民的法律意识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涵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司法至上、司法至尊、司法至信。即：司法方式具有优势地位，非司法的纠纷解决方式都不能与之冲突、抵触，一旦冲突，前者可以司法救济方式予以纠正；司法方式具有排他性，当事人一旦选择了司法方式并据此产生处理结果，就不能再选择其他方式，甚至在处理过程中也不能轻易单方面作出放弃并选择其他方式之有效决定；司法解决的终局性，司法程序的结束即意味着冲突将不再得到国家公权的处理；司法解决的稳定性（推定公正性），司法裁判一旦作出，即具有推定公正的效力，对于原审、二审的司法裁判，在终审、再审时也应当设定它是公正的；司法裁判的扩张力，终局裁判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甚至相应的其他部门或个人都产生协助执行的义务，并且，终局裁判确认的事实是预决的事实；行政审判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应相对人的请求受司法审查 。其最佳模式应当是：司法是调节社会争议和冲突，维护社会运行秩序的手段，国民对此深信不疑，以此为解决争议和冲突的主要手段并排斥私力的救助；在客观上，司法亦发挥如此作用，司法的裁决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展示形式和实现社会正义的不争的途径。但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或倡导的司法权威不是法官个人的权威或法院的权威，而是制度的权威或法律的权威。但这又不是说它们是可以截然区分开来的。其实制度的权威、法律的权威是通过法官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加以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官和法院就成为司法权威的载体或象征。
此外，有的学者还提出现代司法理念包括司法信仰、司法透明、司法平等、司法职业化、司法民主、司法文明等。笔者认为，现代司法理念内容丰富，它本就是个开放的理论系统，难免理解不一，其内容也是发展的、相对的、多元的、交叉的甚至包容的(如司法权威与司法信仰交叉，司法中立与司法平等相容，而司法文明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又可能涵盖所有内容)，并且司法理念还随着时代的要求不同、社会的现实不殊、主体的职责不一而有各异，我们只有从实践出发，根据司法活动的职权专有性、程序法定性、裁决权威性、形式严格性等特点出发，来认识和探讨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和主要内容。

三．现代司法理念的功能价值
任何一种制度和它背后的理念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意图，也体现一定的功能与价值。“功能”一词的本意是为某种事物或有机体的效能，“价值”则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即功能是价值的要求和表现形式，可见，功能与价值两者都与“作用”所表达的意思十分相近，也常常通用，都说明被研究对象的活动、运作和它对社会和外界的影响，是事物本质的外化和外在表现 。作为实践理性的司法理念是司法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观而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其功能价值主要表现四个方面：
1外化功能，即司法理念具有将社会需要和立法动机具象为具体司法制度的作用。司法制度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司法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司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需求，而司法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并且立法者也正是运用司法理念对司法模式进行评判、优化和选择，可见，司法理念是社会需求与司法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司法理念的外化使司法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司法制度，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民，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司法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作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司法模式。
2预测功能，即司法理念具有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运行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司法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只有依靠司法理念才能对现行或潜在的司法制度及运行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司法是否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做出科学的、正确的评价，从而促使司法得以进步、发展和完善。也就是说，现代司法理念直接影响着现代司法制度的创设、存废和具体的运行，如果离开了司法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会使设计出来的司法制度偏离实际，甚至成为法治的阻碍。
3指引功能，即司法理念对司法的运作具有巨大的导引作用，能够为司法提供一个既定的模式。司法理念不仅为司法的发展指明目标方向和价值取向，而且还为实现它们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若要保证司法功实有效运行，不仅需要运用司法理念对具体司法制度及其运行进行分析、认识，而且还需要依靠司法理念对其进行评判、优选，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司法者缺乏正确的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偏差或专横，而守法者匮乏司法理念的导引，就不可能自觉运行和遵守法律，导致法律的虚无，司法也成为一种强暴的工具，而不是文明的选择。可以说，没有现代司法理念作为精神指引的现代司法是盲目的，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司法。特别是当前的司法改革，首先就是理念的改革，如没有相对成熟的和系统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引，难以真正奏效。
4进化功能，即司法理念是推动司法制度进化和司法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正确的司法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司法观念，提高公民的法律修养，扫除司法进化的各种观念性障碍，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法治环境，实现法制现代化，从而充分利用法制机制推动和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