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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强迫交易罪中的几个问题

周泽民 殷继东

【关键词】 强迫交易 暴力手段 非法获利 强拿硬要
【摘 要】 强迫交易罪是新刑法新增的罪名，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本文对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该如何定罪和强迫交易罪中的“非法获利”数额的大小如何界定进行了分析，并将强迫交易罪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进行了区分。



新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这是一条新增加的罪名。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商品买卖活动及服务中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权利和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破坏了市场交易活动中自愿、公平等原则，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正因为这一特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和解决。
一、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如何定罪
市场交易行为本应遵守自愿、公平的原则，但就有那么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或精神、肉体的享受，故意违背这一原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采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手段来达到交易或服务的目的。在实施“强迫”行为的过程中，有的行为人造成了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那么，对行为人在强迫交易故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行为，刑法应如何评价呢？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理论界亦如此。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在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如果致人死亡、重伤的，属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定故意（过失）伤害罪或故意（过失）杀人罪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强迫交易罪与伤害、杀人罪之间有牵连关系，但是不应当以牵连犯处罚原则处理，而应当分别定罪量刑，以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罚。理由主要在于，强迫交易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法定刑期较低，其中没有包含牵连他罪并以一罪处断的刑期，也就是说，如果遇到牵连他罪而以强迫交易罪处罚时，其三年的最高刑吸收不了他罪之刑，因而如以一罪处断将罚不当罪，依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对此种情况作数罪并罚处理②；第三种观点也认为应实行数罪并罚，其理由是，过去司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的强迫交易行为是作为流氓罪处罚的，而1984年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则规定，流氓罪兼犯杀人、重伤、抢劫、强奸等罪行的，应当数罪并罚。
笔者认为，在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行为人为了达到交易的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强迫对方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既符合了伤害罪或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数罪，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行为它既是行为人成立强迫交易罪的客观要件，同时又是伤害罪或杀人罪中必不可少的行为要件。就“采取暴力手段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这一客观行为而言，既将其作为强迫交易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又作为伤害罪或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要件，这就违反了刑法“一行为一评价”、“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因此，笔者认为，对上述行为，应作为一罪处罚，其犯罪形态属于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一般认为，牵连犯有三个特征：第一，必须出于一个目的；第二，必须是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第三，数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上述的强迫交易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其中，以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死亡的“强迫”行为是手段行为，这一手段行为又触犯了伤害罪、杀人罪，达成交易是强迫交易的目的行为，行为人之所以能实现交易目的依靠的是以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死亡的“强迫”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所以这里的伤害罪、杀人罪与强迫交易罪构成了牵连犯，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虽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但是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或者从一重从重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并没有将牵连犯一概作为处断上的一罪，如，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这类犯罪行为中的牵连关系与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的牵连关系是有区别的，这类犯罪行为中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单列出来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虽然在这类犯罪行为中手段行为的实施是为了目的行为的顺利实现，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牵连关系，因此，可以分开来独立评价，按照各自构成的罪名实行数罪并罚；而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有着手段与目的的必然关系，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开来单独评价，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评价，以一罪定罪处罚。
另外，笔者还想阐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行为人的强迫交易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由于故意伤害罪（轻伤）的法定最高刑也是三年，那如何分辨孰轻孰重呢？其实，这两罪还是有轻重之分的，故意伤害罪（轻伤）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强迫交易罪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两者一对照，就可发现，强迫交易罪除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外，还可并处罚金，因此，相对而言，强迫交易罪的量刑是较重的，可以适用牵连犯的处断原则。而且，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将强迫交易造成轻伤结果作为强迫交易罪情节严重的情节之一，直接以强迫交易罪定罪量刑，而不是适用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来处罚。当然，如果是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结果，由于处罚上有了明显的轻重之分，因此，在适用牵连犯处罚原则时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这种情况下，强迫交易罪的刑罚一般是被他罪之刑所吸收。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的应适用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定罪量刑。
二、强迫交易罪中“非法获利数额”的大小如何界定
行为人实施强迫交易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方能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仅为一般违法。所谓“情节严重”，我们先暂且避开数额不谈，司法实践中一般主要指：强迫交易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次数较多，屡犯不改；社会影响恶劣的，如持械实施强迫交易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引起较为严重后果的；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强迫交易的；强迫交易严重扰乱市场的；暴力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轻伤后果的，等等。
关于数额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获利数额较大即构成情节严重，另一种观点认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是指数额巨大，其理由是：刑法条文中的用词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罪均把“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而将“数额较大”作为较低量刑幅度的一般情节，因此，强迫交易罪中的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也应该是指“数额巨大”。
笔者认为，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情节严重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强迫交易罪中的“情节严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是定罪情节，而上述第二种观点中的“情节严重”是量刑情节，是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或从重处罚的情节，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却又难以通过强调犯罪构成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来使之达到这种程度，或者不能预见所有情节严重的情况而无法具体规定，或者能预见但要作冗长的表述，使刑法失去简短的价值，于是，立法者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就认定为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③。其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情节，只要某一方面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是情节严重，就认定为犯罪。这里的“情节严重”强调的不是相对于“一般”的“严重”，而是指“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程度”，强调的是“适度”。因此，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强迫交易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程度，即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再次，从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来分析，强迫交易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秩序与人民的生活切切相关，而且，在一般的老百姓眼中，强迫交易行为无异于一种“明抢”，公愤很大，这些都决定了司法机关必须对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因此，如果以“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作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则不利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甚至还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则比较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人民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
那么如何计算非法获利的数额呢？行为人在实施强迫交易行为过程中，通常表现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对方以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或强迫他人出售其不愿出售的商品④。有人认为，非法获利数额就是强迫交易方最终所定的价格与被害方在被强迫前所提出的最低价格之间的差价。笔者认为，这样计算有失公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一般商品的持有人可以根据商品的市场行情自由定价，买卖双方遵循自愿协商的原则，价格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商定，只要买卖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便可达成交易，但是，在市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想赚取最大利润或以最小代价购买最多的商品，会在出售商品时过高地报价或在购买商品时尽量地砍价，如果依据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价格来追究强迫交易方的责任是明显不公平的。为了兼顾双方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还是以相对公平的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来计算较为公正，即以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减去强行购买方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或以强行出卖方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减去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而这里的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应该以价格事务所评估的价格或当地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价格为准。
三、强迫交易罪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的区分
强迫交易罪是新设立的罪名，1979年《刑法》及相关法律均无直接的规定，在新刑法颁布以前，司法实践中是作为流氓罪处理的。如，1984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作出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城乡市场强拿硬要，欺行霸市，扰乱正常贸易活动，引起公愤的，构成流氓罪。该司法解释中强迫交易行为包含在原流氓罪中。一些地方性法律文件中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如，1996年8月13日我省公检法司四家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中适用法律问题的讨论纪要》中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装强拉、强拉乘客等而寻衅滋事，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引起公愤的，以流氓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可见，两者之间在渊源上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此外，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从语意上讲，“强拿”即用强制的方法拿走，“硬要”意即无理、强行索要，指行为人用一种强制他人的力量或施加某种压力使他人屈服，进而获取财物的行为，其中含有暴力、威胁行为，行为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非法利益，强拿硬要的这些特点与强迫交易罪在客观行为方面，有重合和交叉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一下两者在主客观方面的差别，具体如下：
（1）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两者主观方面虽然均表现为直接故意，但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是通过强迫交易或服务活动达到获取非法利益或精神、肉体享受之目的，其犯罪故意具有明显的贪利性；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仍积极地去实施，行为人带着一种破坏心理，蔑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逞强争胜，寻求刺激，追求达到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称王称霸、胡作非为的目的。
（2）手段不同。强迫交易罪对公私财物的占有是间接的、有偿的、需要通过一定的交易活动，即需要一定的财产付出或提供服务；而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则是在城乡贸易市场当场直接的、无偿的强行拿取或索要财物，其不需要进行交易活动，行为人也不可能愿意支付一定的对价。
（3）犯罪对象不同。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犯罪行为的对象是在城乡贸易市场中的不特定的多数人之财物，往往是看谁不顺眼就侵犯谁，见什么事不顺心就可能闹事；而强迫交易犯罪行为的对象则是与行为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商品交易和服务活动的当事人以及这种交易或服务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两种案例，（一）行为人在多次交易活动中只要价格不如其意就通过暴力殴打的手段来逼迫对方接受其条件并达成交易，由于这种行为既符合了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又符合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即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弥补强迫交易罪法定刑较低，不利于打击犯罪的缺陷。（二）行为人强迫交易行为达不到情节严重，由于行为人此外还有寻衅滋事的情节，就将强迫交易行为归入到强拿硬要范畴中，作为寻衅滋事罪的情节之一。其理由是：两者本来就有渊源关系；行为人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以较小的代价强行获取较大的对价，其实也是一种强拿硬要行为，而且，行为地一般在贸易市场内，旁观者众，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为了逞强斗狠、抖威争霸，违反了公序良俗，其犯罪后果的影响针对的也非一人一事，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所以，可以强迫交易行为纳入到寻衅滋事罪中定罪量刑。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对什么行为是什么犯罪、对犯罪追究何种刑事责任是明确的，包括了犯罪构成的明确性与处罚程度的明确性，我们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打击力度而忽视这一原则，上述第一个案例中，每次殴打他人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每笔交易，获得非法利益是支付了一定对价的，而且，多次以暴力手段强迫交易，屡教不改的，达到了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的程度，是强迫交易罪的定罪情节之一，其行为完全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应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另外，作为强迫交易手段的“多次殴打他人”的行为，由于行为人并不具有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故不能单独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该案中并不存在具有牵连关系的两罪。对于第二个案例，粗看其理由好象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国刑法的犯罪化的立法设计中非常注意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界限，设定了可罚性的观念，多数犯罪均以数额或情节作为构成的依据。对于一般违法，则应该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以区别于应受刑事处罚的严重违法。我们在适用刑法时，要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合理地理解刑法，在执法过程中做到不矫不枉，严格依法执法，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予以追究，不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决不追究。因此，对于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强迫交易行为，决不能牵强附会地解释成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行为，借此来增加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是应该给予行为人其他形式的处罚，这样才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参考文献：
①王平铭 严正华主编 《新刑法理解与适用》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出版 第296页
②刘家琛主编 《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5月出版 第1462-1463页
③张明楷著 《刑法学》（上）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7月 第347页
④张穹主编 《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年3月出版 第302页


作者单位：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姓名：周泽民 殷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