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
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裁判解除模式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保护交易安全有重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不够便捷。行为解除模式则能够充分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强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正因为如此，这种合同解除模式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可。
三、对我国通知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也是行为解除模式，由于解除行为主要是以各种形式的通知来完成的，所以通常又把行为解除模式称为通知解除模式。无论在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当事人都可以采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在对方未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无须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也充分反映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各国对于以通知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没有多大争议，但对于通知形式的要求却缺少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在学说解释上，提起解除合同并请求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诉讼、对对方的履行请求之诉提出抗辩，也可以构成解除的意思表示。[4]司法实践中一般的作法是要求解除权行使一方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收到了合同解除的通知，由于通知可能采用书面、口头等多种形式，这就又给司法实践在认定通知是否到达问题上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一，关于口头解除通知。口头解除通知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其隐患在于后期举证困难，容易引发损失扩大。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通过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以文字等书面形式完成合同解除的形式。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口头形式，认为口头形式的优点表现为简便易行、快速简洁、成本较低，既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哪种形式，那么只要当事人可以适当地运用，并有利于合同的解除，就都可以采用。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是:其一，口头形式虽具有便捷的特点，但很明显，口头形式追求的是合同法的效率价值目标。但过分追求效率却不利于交易安全;其二，口头形式缺乏文字依据，当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又会因解除权人缺少已经行使解除权的证据，使其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下，以口头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做好现场鉴证等相关事宜。
第二，关于公告解除。《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也同样可以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但有观点认为:“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要求、请求”这就意味着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知所采用的方式。从法理上来说通知应当是特定的人将事项告诉另一特定人的行为。所以说，通知不同于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相对人的公告、店堂声明、告示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应是对特定人的告知，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另外，若解除权人采取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对权利人来说既没有节约交易成本也不简便，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看到通知而继续为履行做准备，当准备履行合同时才被告知合同早已解除，由此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失。这样既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安全价值目标，又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通知的书面形式，笔者不赞同将公告、声明、登报启示作为书面形式的内涵而包括进去。但可将其作为例外予以单独规定，如因相对人下落不明时，人民法院则可选用公告、声明、登报启示形式做出解除的通知。
第三，关于解除通知的生效。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相对人起生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因而，对于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合同效力何时归于消灭的问题。对于通知的生效时间，按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理论，在英美法系采纳的是“发信主义”原则，即允诺一经发出，即产生效力。按此推理，解除通知应以解除权人发出的时间为解除通知生效时间。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采用“受信主义”原则，即到达生效，也就是说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为到达解除权人相对人的时间。笔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到达生效原则，解除通知以到达收件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为准。具体来说，书面通知以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视为到达;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通知，若收件人指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若未指定特定系统，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到达时间。此外，相对人可以亲自接受通知，也可以授权给第三人接受通知，因而通知到达享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时也应视为到达，进而产生解除的效力。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质是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方式。《合同法》第96条对于解除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未作特别限定，既赋予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便利，又赋予了另一方对解除通知提出异议的权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完备的。
四、对我国诉讼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应当说，通知解除对解除权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否行使解除权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自身的意思表示，但如行使不当则极易导致权利的滥用，最终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失。通过前面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看出，法国正是为了避免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才强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方式有时也简称为司法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查、确定。司法解除有助于避免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但却不利于解除权人运用解除权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及时从合同中解脱以避免更多损失的目的，使解除权之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因而现今大多数国家都趋于采取通知解除的模式。以司法解除为代表的法国，为了克服司法解除的弊端，也开始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程序的特殊情形及例外，[5]这种做法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我国立法是否应当采纳诉讼解除这种权利行使方式呢?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我国立法对于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这两种形式其实都给予了肯定，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履行通知程序而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对此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避免解除权人滥用权利，实现合同法的安全价值。否定说不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起诉来解除合同，其认为“解除通知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进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介入和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对诉讼解除持否定说的学者大多是以《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6]为论证依据的。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起诉的形式行使解除权，就违反了《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理由是:“其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其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7]
关于修改《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决定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决定（政府令〔2007〕155号）
《关于修改〈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决定》已经200８年4月８日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８年５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八年四月十六日
关于修改《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促进政府行为公正透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规定所称的行政机关，是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政府的派出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
三、第四条修改为：“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四、第七条修改为：“行政机关应当指定本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专门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职责。”
五、第八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正常进行。”
“行政机关应对本机关的信息公开活动予以经费保证。”
六、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目修改为：“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增加两目，分别作为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目、第六目：“5.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6.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第九条增加二项，分别作为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七）项：“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教育、交通等行政管理中的重大监督检查情况；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其他政府信息。”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乡（镇）人民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八、第十一条修改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使获取政府信息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或其他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九、第十五条增加二款：“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完整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十、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根据本规定第九条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在制作、获得或者拥有该政府信息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采用下列一种或者几种载体及时予以公开：
（一）政府公报或者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
（二）互联网上的行政机关网站；
（三）行政机关新闻发布会；
（四）在行政机关主要办公地点等地设立的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政府信息公告栏、电子屏幕等场所或者设施；
（五）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政府信息的其他载体。”
十一、第十八条改为：“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应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十二、第二十条修改为：“行政机关应当编制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属于应当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目录。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十三、第二十三条增加两项，分别作为第二十三条第（五）、（六）项：“（五）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十四、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本规定第十二条要求获得政府信息的，应当采用书信、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填写，向掌握该政府信息的政府机关提出申请。”
十五、第三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
十六、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可以因申请人的要求提供检索、打印、复制、邮寄等服务，并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收费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的标准执行。”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二款和第三款：“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确有经济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减免相关费用。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存在阅读困难或者视听障碍的，行政机关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十七、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部门或者主管行政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不及时更新主动公开内容的；
（二）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本机关的办事指南、政府信息目录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不依法更正与申请人有关的记录有误的信息的；
（五）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真实的或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规定执行。”
此外，对有关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附件
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2004年10月8日市人民政府令第124号发布，
根据2008年4月16日《关于修改〈宁波市政府信息
公开规定〉的决定》做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促进政府行为公正透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政府信息，是指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得或掌握的文件、数据、图表等信息资料。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机关，是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政府的派出机关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负责组织本规定的实施。
第六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建立政府信息公开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政府办公厅（室）、信息化主管部门、监察部门、政府法制机构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组成，负责研究、协调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重要事项。
第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指定本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专门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职责。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正常进行。
行政机关应对本机关的信息公开活动予以经费保证。
第二章 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第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管理规范和规划方面
1.市人民政府规章及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划及其进展和完成情况；
3.本行政区域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城乡空间规划和区域规划。
（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方面
1.影响公众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疫情、灾情或者突发事件的预报、发生及其处理情况；
2.扶贫、优抚、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标准、条件及实施情况；
3.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4.土地供应、房地产交易情况；
5.为民办实事的工程建设、管理等情况；
6.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的建设和分配等情况。
（三）公共资金使用和监督方面
1.重大城乡基础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的条件、程序和中标的情况及工程进度情况；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的依据、标准、范围、内容、申报程序和办理时限；
2.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采购的方式、采购结果及其监督情况；
3.政府重要专项基金、资金的使用情况；
4.政府财政年度预算、决算及执行情况；
5.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
6.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四）政府机构、工作目标和人事方面
1.行政机关的机构职责、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期限、监督救济途径等情况；
2.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3.行政机关的年度工作目标及其执行情况；
4.行政机关负责人人事任免情况；
5.公务员招考、录用以及公开选任干部的条件、程序、结果等情况。
（五）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和期限，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以及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的情况；
（六）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教育、交通等行政管理中的重大监督检查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其他政府信息。
法律、法规对前款事项的公开权限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使获取政府信息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或其他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本规定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政府信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免予公开的内容以外，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公开有关政府信息。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的决策、制定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编制的规划、计划、方案等，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利益，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项，在正式决定前，应当实行预公开，由起草机关或者决定机关将有关草案向社会公开，在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后再作出决定。
第十四条 下列政府信息，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行政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生命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列的政府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受免于公开的限制：
1.权利人同意公开的；
2.公开该政府信息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超过可能造成的损害的。
本条第一款第（四）、（五）项所列的政府信息，如果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并且公开不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行政机关可以决定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完整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三章 公开的形式和程序
第十六条 根据本规定第九条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在制作、获得或者拥有该政府信息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采用下列一种或者几种载体及时予以公开：
（一）政府公报或者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
（二）互联网上的行政机关网站；
（三）行政机关新闻发布会；
（四）在行政机关主要办公地点等地设立的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政府信息公告栏、电子屏幕等场所或者设施；
（五）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政府信息的其他载体。
各行政机关应当确定前款所列载体中的一种载体作为主要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
对时效性强或与突发性事件有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在获得或者拥有该政府信息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公共媒体、新闻发布会或行政机关网站予以公开。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保证其所发布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所公布的政府信息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
第十八条 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应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第十九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代表本级政府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本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属于应当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目录。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行政机关应当适时更新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属于应当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目录。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注意上下级机关之间的政府信息内容的相互衔接，并对相同的内容作统一表述。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本机关负责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专门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地址向社会公开，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政府信息公开事宜提出咨询。
第二十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3月31日之前，公布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本级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统计；
（三）行政机关同意公开、部分公开和免予公开的分类情况统计；
（四）就政府信息公开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申诉的情况统计及其处理结果；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二十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本规定第十二条要求获得政府信息的，应当采用书信、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填写，向掌握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人应当提供本人（本组织）的姓名或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以及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
行政机关可以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书的格式文本。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及时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况及时给予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可以获得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
（三）依法不属于受理行政机关掌握范围的，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行政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不明确的，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申请。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含有免予公开的内容，但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提供可以公开的部分内容。
第二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行政机关向其提供注册登记、费用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的，应当持有效证件，向行政机关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包括对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并签名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互联网向行政机关提交申请。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不完整、不适时或者不相关的，有权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及时予以更改。受理的行政机关无权更改的，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答复申请人不予公开、不予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得再以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提供，不得通过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企业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形式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据本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项、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答复申请人的，应当说明理由；其中答复不予提供或者不予更改的，还应当说明救济途径。 第三十条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除可以当场予以答复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登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公开的书面答复。
依照本规定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可以当场提供的，行政机关应当在申请人办妥申请手续后当场提供；不能当场提供的，应当在申请人办妥手续后15个工作日内提供。
因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或者提供信息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同意，可以将答复或者提供信息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但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三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法定事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申请人或者不能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的，期限中止。障碍消除后，期限恢复计算。
对期限的中止和恢复，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三十二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可以因申请人的要求提供检索、打印、复制、邮寄等服务，并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收费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的标准执行。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确有经济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减免相关费用。
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公民存在阅读困难或者视听障碍的，行政机关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申请人在申请中选择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获取政府信息复制件的，行政机关应当以该申请要求的形式提供。因技术原因无法满足的，行政机关可以选择以符合该政府信息特点的形式提供。
第三十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机关可以通过设立举报电话、投诉窗口、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信箱等渠道，鼓励群众参与监督本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监察部门或者主管行政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不及时更新主动公开内容的；
（二）不提供或者不及时更新本机关的公开指南、政府信息目录的；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不依法更正与申请人有关的记录有误的信息的；
（五）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真实的或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违反规定收费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监察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举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申请人或者第三方经济损失的，申请人或者第三方可以依法请求赔偿。
第三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四十条 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