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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可罚性

熊晓峰


内容提要　　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受刑事追诉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实践中时有以劳动教养等其它名目处以处罚的情况。本文对此种情况下不能处以劳动教养作了探讨，并就如何对此种情况下的被害人进行救济及对犯罪行为人的处理作了讨论，以期对实践中处理此种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　　　刑事犯罪　追诉时效　处理　被害人　救济

某地一起敲诈勒索案，公安部门在检察院明确了已过追诉时效的情况下，以不放纵罪犯为理由，自行审批劳动教养。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刑法不予处罚的情况下，能不能处以劳动教养，如不能劳动教养，该种行为还能不能处罚，如果能处罚，应通过何种途径、由那个部门处以何种处罚？对于这些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理论界也未见讨论过，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能处以劳动教养。现行的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中确实没有劳动教养时效的规定，但是劳动教养一直没有立法，现有的行政规章是在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陈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设定时效不等于我们现在不要考虑时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机械地拘泥于规定本身，而应结合现在的有关法律法规，综合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劳动教养是介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在其上的刑法有时效规定，在其下的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也都有时效的规定，劳动教养也不应例外。
有人举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最高法院是赞同这一观点的，所举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于1990年针对公安部法制司的复函，全称为，称对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凡符合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规定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应注意到，该处所称的是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所谓免予起诉是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且不论新刑事诉讼法已没有此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是否属于这一类呢？有关法律对于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处理是如何规定的呢？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五)被告人死亡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旧刑事诉讼法是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几种处理方法采用的是并列式的排列方式，所针对的是案件的不同的处理阶段，最终结果是一致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宣告无罪，应当认为其它几种方法效力等同于宣告无罪，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所表述的前提是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表述与前述最高法院复函的所称的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有原则性的区别，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
二、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所得应予追缴。对刑法不追究，劳动教养也不应追究，那么，是否会放纵罪犯呢？刑法追诉期的确立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或称经济性、节俭性)，即以最小的支出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但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谦抑性应首先服从于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公正。公正作为刑法的首要价值，刑法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让位于公正性。一般意义上，刑法中的公正更多地指对刑事犯罪被告人的公正处罚，罚当其罪，但在另一方面，公正处罚被告人的同时也是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公正保护，在重视对被告人佥权益保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应该说我们还有其它途径来处罚，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有明确的规定。
旧刑法第六十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0年）中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察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受理后，被告人死亡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撤消案件，但应按照刑法第六十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贪污、挪用的公共财物一律追缴，贿赂财物及其他违法所得一律没收。最高检察院的这一批复是对刑法的具体适用，所针对的是检察院自侦案件，明确了蕴含于刑法60条立法精神之中，但未具体表述的适用范围，根据法律授权，最高检察院也最高法院同样拥有司法解释权，该批复所涉及的刑法第60条处的位置是刑法的总则部分，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犯罪行为，而非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我们不能因最高检察院批复只指明经济犯罪案件，而其他犯罪案件不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一批复所涉及到的是被告人死亡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新旧刑事诉讼法中已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况等同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批复完全可以适用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三、对被害人的救济。被害人可以获得经济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包括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所进行的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也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实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国家、集体还是公民个人的财产或人身权利遭到犯罪行为侵害并造成物质损失的，均可在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一并处理。该项制度对于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公民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方便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简化诉讼程序，节省诉讼投人，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附性。所谓独立性是指其作为民事诉讼独立于其所依附的刑事诉讼的一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涉及对犯罪追溯的问题，附带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分开审理的。前者主要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判，是同一审判组织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所谓依附性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即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如果选择附带民事诉讼，其诉权的行使必须以与之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为条件，即附带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而成立。即使经济损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如果对犯罪行为没有进行追诉或者提起刑事诉讼，则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因追偿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而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进行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有效期限。要解决的是被害人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是否享有胜诉权的问题。附带民事沂讼时效既不是民事诉讼时效，也不等同于刑事追诉时效。因此，具有独立性，但是就程序和条件而言，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而与刑事追诉时效只在形式上有区别。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时效具有依附性，而不具有独立的诉讼时效。
3、有权追究犯罪行为人民事赔偿责任的被害人，可以有选择地行使诉权，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民事赔偿。两者诉讼时效计算是不同的。如果被害人选择民事诉讼方式要求犯罪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当然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计算诉讼时效。倘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论是随公诉案件提起还是随自诉案件提起，其诉讼时效都应当依照刑事追诉时效计算、因为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应当从属于刑事诉讼，只要刑事追诉时效成立，就不能认为已经超过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也不会因此丧失胜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完毕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虽然独立的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可以在刑事诉讼的之前、之中、之后，但基于刑事优于民事原则，即便是被害人先于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会要求等待刑事案件结案之后才能进行审理，因而在实践中被害人更多的是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中，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情况下，为尊重被害人的自由选择权，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前述附带民事诉讼诉权成立的依附性和立案的依附性都表明只有依照刑法和刑 诉法追究犯罪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只要能够依照刑诉法追究犯罪，并且符合 要求民事赔偿条件的，即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明确地指明了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刑事诉讼的依附性。因为公诉案 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一般追诉时效较长，但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表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于刑事诉讼追诉时效的依附性。 第二，现行刑法、刑诉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审查的条件中也不涉及诉讼时效。所以，现行法律中不存在独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第三，前述实体处理的依附性表明，只要刑事诉讼成立，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明确，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被害人就不应当丧失胜诉权。而前述附带民事诉讼立案的依附性表明，只有在刑事犯罪不应追诉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才不会被司法机关受理。在程序上，被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依照民诉法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等才是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恰恰说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依附性，即“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如果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提起。只要符合刑事案件立案后和一审判决宣告以前这个期限条件，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显然是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刑事诉讼依附性的表现。
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来讨论诉讼时效问题。除自诉案件以外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权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对追诉期的认定标准也由国家司法机关掌控，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被害人提起诉讼的时效起算应从司法机关作出该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认定开始起算，因为它首先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
4、精神损失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78条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精神损失作出赔偿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表明我国民事法律承认并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其法律的适用原则应当和民事法律规范相协调、配套，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刑事诉讼中，许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大大超出物质损失，特别是有些抢劫、强奸、侮辱诽谤案件的受害人。根据已有的立法精神，司法部门应当依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在民法的许多单行民事法律规范如《婚姻法》的立法上，精神损害赔偿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肯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能更有效地预防、制止和惩罚犯罪，还将使我国人格权的保护进一步得到强化，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类素质。 当然，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失那样可以度量，目前法律也尚未规定统一的赔偿标准。实践中，更详细明确的赔偿标准未出台前，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按照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以及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酌情作出调解和判决。除金钱外，还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使用赔礼道歉、公开检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司法局)


种子质量纠纷中涉及的种子质量问题，属于专门性问题。司法机关、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处理种子质量案件难以判定种子质量的，需要委托鉴定机构对种子质量实施鉴定。鉴定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检验结果和检验报告的，极易致使种子纠纷案件成为错案。本文列出几种常见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和司法鉴定机构 实施的虚假鉴定，希望种子经营者予以重视。
一、超资质鉴定。
法律规定，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方可对外开展农作物种子检验业务，出具对种子质量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数据和结果的公证数据。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外提供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种子质量检验结论，都属虚假鉴定。
（一）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的检验机构无资质的质量鉴定。
2010年10月，山东省平原县102名菜农用从宫某处购买的某南瓜种子生长发育的南瓜苗作砧木与黄瓜苗作接穗嫁接的黄瓜嫁接苗不生根，长到3-4片叶时逐渐枯萎死亡造成损失。菜农诉诸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256201元。法院委托农业部某种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鉴定事故原因。该检验机构于2010年12月21日得出“鉴于本样品田间生长特性与种子袋上描述的特征特性不符，专家组认为出现此次田间现场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砧木品种种子导致的”鉴定结论；制作了未使用“CASL”标志的虚假《检验报告》。
（二）未领取“CMA”计量认证证书的检验机构无资质的质量鉴定。
2010年初，左某介绍某团良种繁育站购买博丰公司KWS9103甜菜种子5000kg，种植户种植该种子造成429hm2甜菜减产损失3311481.11元。司法机关委托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涉案甜菜种子实施质量检验。该中心的计量认证合格证书于2010年9月14日已被注销，其于2011年4月8日制作了未使用CMA标志的虚假《检验报告》。
（三）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和“CNAS”认可证书的司法鉴定中心无资质的司法鉴定。
2012年8月，内蒙古某地农民种植的马铃薯因病损失惨重，司法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农民种植的马铃薯是否涉及假冒伪劣种子和实际损失进行技术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虽然明知其既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又未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也未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认可，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和“CNAS”认可证书，但是仍于2012年12月25日得出“根据现有证据，涉案马铃薯田所种植的种薯未达到种薯标准，应为劣质种薯”的鉴定意见，制作了三份虚假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并送达司法机关。
（四）未领取“司法鉴定许可证”和“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CNAS”认可证书的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无资质的司法鉴定。
2012年5月16日至28日，某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接受法院委托，指派两名专家对某公司经营的向日葵品种LH5009的种子是否为假种子和该种子所产商品与销售所附标签陈述的“特征特性”不符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得出了某公司“提供的LH5009是假种子”的鉴定意见并制作了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某公司承担产品质量责任，赔偿损失7938696元。某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未领取“司法鉴定许可证”书和“CASL”授权证书、“CMA”认证证书、“CNAS”认可证书，无实施种子质量司法鉴定的资质，其实施的司法鉴定显然属于虚假鉴定。
（五）未领取“CASL”授权证书的转基因生物成品成分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大豆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测试的虚假鉴定。
某转基因生物成品成分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虽然通过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资质认定领取了计量认证证书，但是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领取《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2009年12月，该中心接受法院委托，对外开展大豆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中的一致性测试业务，得出“在所测试的所有标记中，未发现两品种间存在差异”的鉴定结论，制作未标注“CASL”标志和证书编号的虚假《测试报告》。
二、超范围检验。
对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的检验机构必须经过认定认可，检验机构只能在认定认可限定的能力范围内出具带相应标识的检验报告。检验使用的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不在能力范围的，即为超范围检验。作者遇到的超范围检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超能力范围的虚假检验。
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领取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的附表检验项目范围列明的适用范围中没有甜菜，为满足客户要求和为检验机构争取经济利益，对不在能力范围内的甜菜种子开展检验工作。此情形属于故意超能力范围的检验。
（二）不采用法定产品标准的虚假检验。
2012年，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省等地马铃薯晚疫病暴发流行造成产量损失。内蒙古某地的司法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农民使用某公司经营的马铃薯种薯发生病害造成严重减产的原因是否伪劣种子进行鉴定。农民使用的某公司经营的种子包装袋标注的执行标准是 “马铃薯种薯”，某司法鉴定中心依据“马铃薯脱毒种薯”规定的质量指标项目和规定值判定涉案“马铃薯种薯”不符合“马铃薯脱毒种薯”标准，是假种子。种子质量检验判定标准《马铃薯脱毒种薯》（GB18133）与种子生产执行标准《种薯》（GB4404）不一致，属于不采用法定产品标准的虚假检验。
（三）不采用法定方法标准的虚假检验。
法律规定，种子质量指标的检验方法，应执行采用农作物种子质量技术规范或标准中的方法。博丰公司生产的种子包装袋标注的作物种类是糖用甜菜。糖用甜菜种子国家标准GB19176附录B规定了糖用甜菜种子发芽试验的方法。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接受司法机关委托，检验甜菜种子的发芽率时采用的检验方法是GB/T 3543规定的方法。属于检验方法违法的虚假鉴定。
（四）标准变更后末进行能力确认的虚假检验。
不管是产品标准还是方法标准，检验机构不能使用作废标准开展检测工作。标准变更后，检验机构需要重新进行能力确认。在新标准开始实施到检验机构检验范围变更之间如果按新标准开展检验工作，则是超范围检验。2012年2月，农民因使用某公司经营的大豆种子生长发育的植株整齐度差诉诸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委托某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涉案种子是否假劣种子。该中心判定涉案种子各项质量指标符合GB4404.2-1996规定的良种标准。2012年1月1日GB4404.2-2010已经实施。GB4404.2-2010和GB4404.2-1996新旧两个标准对种子类别的规定不同，GB4404.2-2010规定的种子类别只有“大田用种”，没有“良种”； GB4404.2-1996规定的种子类别没有“大田用种”，只有“良种”。新旧两个标准对净度的规定值也不同，GB4404.2-1996的规定值是98.0%，而GB4404.2-2010的规定值是99.0%。该中心于标准变更后不进行能力确认，仍然依据旧标准从事种子质量检验业务，属于超能力范围检验。
又如，某检验机构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附表检验项目范围列明的检验玉米真实性和品种纯度的依据是DB37/T273-1999，但该机构于2012年检验玉米真实性的依据却是NY/T1432-2007。该机构于标准变更后能力确认前即依据新标准开展种子质量检验业务，也属于超能力范围检验。
三、乱用CASL、CMA、CNAS标志的虚假鉴定。
按照规定，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应当标注“CASL”、“CMA”标志和证书编号，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种子质量鉴定报告应当标注“CASL”、“CMA”、“CNAS”标志和证书编号。但是，如同农业部某种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只标注“CMA”标志和证书编号的《检验报告》，和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既未标注“CASL”又未标注“CMA”标志和证书编号的《检验报告》，并不鲜见。类似某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不标注“CASL”、“CMA”、“CNAS”等任何标志和证书编号的《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也比比皆是。
四、仪器设备不能满足要求的虚假鉴定。
仪器设备是检验机构开展检验的必备工具，设备及环境设施是否满足标准，将直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对检验结果和判定有重大影响。某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智能种子发芽箱和电热鼓风干燥箱于2009年10月18日经过校准，技术监督机构签发的校准证书有效期一年。该中心在仪器设备校准证书有效期届满4个月以后的2011年3月16日接受委托，实施种子水分和发芽率试验，于2011年4月8日制作种子质量《检验报告》。该中心的智能种子发芽箱和电热鼓风干燥箱已经远远超过校准的有效期，不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五、分包单位不具备资质。
尽管法律规定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其他机构分包或转委托其授权范围内的种子质量检验任务，但是鉴定实践中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向其他机构分包或转委托其授权范围内的种子质量检验任务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种子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例如，某种子检验机构受法院委托田间现场鉴定黄瓜嫁接苗死亡原因是否假劣种子时，委托某农科院五位专家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得出《专家鉴定意见》，该机构再依据专家意见制作《检验报告》。又如，某种子检验机构受公安机关委托对棉花种子是否假劣种子进行小区种植鉴定时，组织某农科院五位专家进行小区种植鉴定得出《专家鉴定意见》，该机构再依据专家意见制作《检验报告》。由于农科院没有取得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质，农科院的专家没有取得种子检验员资格，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将授权范围内的种子质量检验任务交由未获得行政许可和授权的农科院及其专家实施，属于分包或转委托形式的虚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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