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发布）
社队企业对于利用和发展地方资源，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有明显效果；对于逐步改变农村和农业的经济结构，支援农业发展，促进小集镇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出口，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作出了贡献。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
当前社队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发展中存在着盲目性，对发挥经济效益和充分利用资源注意不够；在利润使用上生产队和社员直接得到的经济利益偏少；还有不少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不正之风比较严重。
社队企业必须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 从宏观经济的要求出发，根据社队企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整和整顿。
一、 社队企业关系到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到近三千万人的就业，关系到一些不可缺少的市场商品供应的问题。既要坚决服从全局进行调整，又要尊重社队的自主权，必须采取慎重步骤，做好调查研究，分别情况，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消极因素，发展短线，压缩长线，使其健康地发展。调整中要发挥财政、信贷、税收、物价的监督和调节作用。凡不与现有大厂争原料，产品有销路、经营有盈利的企业，均不应强制关停。
在调整整顿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社队企业，尤应给予照顾和扶持。
二、 以县为单位，结合国营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也可参加全国或地方行业组织，接受共同制定的供产销计划。
社队企业要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和充分利用资源，努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基础，发展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小集镇建设、为大工业、为外贸出口服务的生产性行业和生活服务性的事业，特别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在少数民族地区，社队企业要注意发展当地特需产品的生产。
社队企业要促进与带动社员家庭副业、手工业以及社员合伙经营的工副业生产事业的发展。
三、 对实行统购和派购的农副产品，国家对各省、市、自治区要规定调拨基数，对社队要逐步推行收购合同制。社队必须保证完成合同或基数规定的任务。完成任务以后的多余部分，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有的还要卖给国家；有的也可同国营企业实行经济联合或交国营企业加工返还利润或产品；有的可自行加工和销售。今后，凡国营企业加工能力有剩余的，社队不再办同类企业和扩大加工能力；凡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宜于农村加工的，国家一般也不再在城市建新厂和扩大加工能力，应按经济合理原则，着重扶助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加工业。
四、 社队棉纺厂、卷烟厂、小盐场应停止发展。已建成的卷烟厂要停产或转产。棉纺厂除已纳入国家供产销计划和接收来料加工以及利用废棉者外，也要组织转产。已建小盐场要整顿提高，土盐应停止生产。小制药厂生产的药品，要经有关部门鉴定，不符合标准的，要坚决停止生产。皮毛制革厂应充分利用社会废旧资源，搞好来料加工，或用留成原料同大厂联合办厂，实行集中处理原料，分散加工成品的办法。小酒厂要进行调整，利用饲料粮酿酒要控制，以县为单位计算，不要超过饲料的百分之二十。
五、 社队企业的机械加工业，要重点搞好中、小农具生产和农机具维修，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或同大工业协作配套，生产零部件；也可为科研单位服务，试制新产品。无销路的要有计划地搞好转产。
六、 社队的采矿业要进行整顿。要合理布点，有计划地开采，禁止乱挖滥采，不得破坏资源。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的要进行技术改造，一时改造不了的，要坚决停产。技改费用要按规定提取，用于社队矿的技术改造，不准挪用，国拨物资不准克扣。对于矿产资源有争议的，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七、 社队企业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地制宜地组织和参加多种形式的联合。发展县、社队同行业联合，统一安排供产销。搞好地区间的联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求得共同的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要保持各自的所有制和独立核算不变。
社队企业目前要特别注意同生产队结合，使社员分享经济成果，以加强社队企业的群众基础。
对社员家庭手工业、种植业、养殖业和社员合伙经营的工副业生产，要在良种供应、技术指导和供销方面进行联合并给予扶植。
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 （牧工商、林工商、渔工商）。通过联合，合理调整企业布局。
八、 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社队所办企业，由县以上社队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管理权限审查同意；工商企业要按规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否则不准开业。
九、 加强社队企业基本建设的管理。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搞好挖革改。对新建项目，要量力而行，从严掌握，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实行分级管理，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制定。对现有基建项目要进行清理，不具备基建条件或严重污染环境的要停建或改建。对合乎条件的要重新报批。今后新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发挥财政、信贷的监督作用。
十、 社队企业的发展， 要和小集镇的建设结合起来， 统一规划，合理布点，适当集中。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各种文化福利事业和生活服务行业，逐步使小集镇繁荣起来。
新建企业，要充分利用集镇闲散土地，尽量不占耕地，不占好地。基建用地要从严掌握，由各省、市、自治区社队企业局根据不同行业和生产规模制定基建占地限额，按审批权限的规定报请批准，并付给土地补偿费。占用过多或占地未用的，要退还生产队。
十一、 社队企业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规定。今后商品销售价格的变动，要按照物价管理权限报请批准。严禁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粗制滥造，以次顶好，牟取暴利。
十二、 社队企业要照章纳税，不许巧立名目，弄虚作假，偷税漏税。
十三、 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选择若干厂（场），进行社队企业体制改革的试点，改社办社有、 大队办大队有为生产队联办的集体企业。 目前主要是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增加社员的实惠；调整公社、大队和企业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
十四、 社队企业的经营管理要认真地、普遍地进行整顿。社队企业的生产方向，新建或扩建企业，利润的分配和使用等重大问题，都要由代表会或股东会讨论决定。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发挥职工监督作用。
企业的人事制度和劳动管理，要坚持亦工亦农制度。用人要经过考核，择优录用，不许安插私人；对技术性较强行业的从业人员，要保持稳定，以利于改进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推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政策，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
实行经济核算，挖掘企业潜力，降低成本，降低消耗，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竞争能力。
整顿财务管理，加强会计工作，培训财会人员，建立严格的财会制度，发挥财会人员的职能作用；进行清产核资，清理债权债务，建立健全资金和物资管理制度，反对乱拉乱用资金，反对贪污、浪费、请客送礼和行贿，反对滥发奖金，纠正一切不正之风。
十五、 社队企业要加强劳动保护，搞好安全生产。积极治理污染，美化环境。对于严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限期改进，解决不了的要关停并转。
食品工业要严格执行国家颁发的食品卫生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准销售。
十六、 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健全社队企业的管理机构，充实力量。要进行资源调查，制订调整和发展规划。要搞好社队企业的立法。要逐步开展社队企业经济技术服务工作。加强社队企业的供销工作，做好市场情况的预测预报，开展联购联销，代购代销，疏通供销渠道。加强经济技术情报、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工作。
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
陈光中/郑旭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思潮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惨遭践踏，法学之花凋零殆尽，刑事诉讼法制与刑事诉讼法学也不例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逐步展开，与之相适应，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迅速复苏和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二十年的回顾
这二十年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以前。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学的复苏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观念上拨乱反正并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文革”期间，不少正确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律师辩护、上诉不加刑等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黑货”、“右倾观点”而受到粗暴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认为这些原则和制度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冲破禁区，大胆探索，对这些原则和制度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论述和评论，并认为它们是衡量我国民主和法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而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几个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知名专家还直接参与了立法工作。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不仅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应当遵循的规范，同时也为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其次，编写刑诉法学教程，初步形成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体系。50年代，我国刑诉法学者曾经参考前苏联的刑诉教科书，尝试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冲击，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刑诉法学教科书。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为出版我国自己的刑诉法教材创造了条件。张子培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对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也有所评介。此后，各院校陆续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但从体系上说都是大同小异，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体系。
第三，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专题探讨，把刑事诉讼法学进一步推向前进。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践问题包括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问题，辩护律师的性质问题，辩护人对被告人未被揭发的犯罪事实应否保守秘密的问题，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问题，特别是共同犯罪同案人口供能否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的问题，免予起诉的存、废、改的问题，上诉不加刑的适用问题，等等。对刑事诉讼法学中某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也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如关于刑事诉讼主体问题，刑事诉讼形式问题，基本原则的体系问题，刑事证据的概念、特征问题，无罪推定、自由心证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问题，疑案如何处理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外国刑事诉讼法制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光中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陈一云主编的《证据学》，王以真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等。
第四，成立了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1984年以来，全国性的诉讼法学学术团体中国法学公诉讼法研究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诉讼法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诉讼法年会，讨论诉讼法学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的问题。诉讼法研究会及其举办的年会在推动诉讼法学的研究，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法学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相结合，培养年轻的诉讼法学者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到现在。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十五大为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因此也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与立法修改相联系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到了日程上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学术界对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积极进行了研究。围绕这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对立法影响较大的是陈光中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出版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该修改建议稿与论证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议大部分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和吸收，主要有：吸纳无罪推定原则精神，明确规定疑罪从无；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完善强制措施，废弃收容审查；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等等。立法对修改建议稿的吸收提供了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制建设服务的一个典型实例。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了及时总结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1996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管辖问题、律师和辩护人问题、强制措施问题、审查起诉问题、审查程序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送有关部门参考。与此同时，各地学者和司法实务专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第二，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一些年轻学者通过博士论文和专著的出版，对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刑事诉讼结构、目的、价值、程序公正等，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心鉴的《刑事诉讼构造论》、宋英辉的《刑事诉讼目的论》、左卫民的《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陈瑞华的《刑事审判原理论》等。这些著作有的论证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目的应当是追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结合，有的指出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是控辩平等，裁者居于客观立场，中国应吸收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有的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不外乎自由与安全，或认为价值应包含公正、秩序、效益等，有的则对审判的原理作了较深入的探究。这些著作不仅使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研究开拓视野，大放异彩，对立法、司法实践也无疑有所影响。
第三，对外国和台、港、澳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重视对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以期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和借鉴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这方面的显著成果是组织翻译出版了当代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规则已经出版。研究外国刑事诉讼法的专著和教科书比较优秀的有孙长勇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程味秋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等。在此期间，刑事诉讼法学者大批赴外国和台、港、澳地区进行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还邀请外国的刑事诉讼法学者来华讲授外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如美国、德国、加拿大都有学者多次来我国讲学。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两次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与会境外代表来自加拿大、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台、港、澳地区。会议对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刑事法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21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将继续深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依法治国的方略将大力实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刑事诉讼法学”的主旋律下，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将更加广阔、深入，走向新的繁荣、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学界近期应当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一）研究从刑事诉讼方面推进司法改革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他还指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地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注：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1997年12月25日《法制日报》。）本世纪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司法改革，第一次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清末，通过学习西方创建了中国的近代法制；第二次发生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解放初期，在摧毁旧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现在将要进行的司法改革则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成功修改就是一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目前，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遇到一些问题，1998年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了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明要求问题、辩护律师的阅卷问题、证人出庭问题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一步进行司法改革。
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这次司法改革中应当积极制造舆论，献计献策。我们认为，这次司法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是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如果司法公正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一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二是公开审判；三是加强陪审制度；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其中，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司法独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完全是司法本身职能的特殊性以及运作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要正确司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就必须给司法机关（或法官）以独立、依法裁决案件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页。）马克思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提出这个论断，但其精神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要做到司法独立，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如改变对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的控制体制，改革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制度等等。这些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改革的目标，然后再逐步予以实现。
